民国时期的高仿书画，其艺术水平和欣赏价值都很高，不像明清时期的苏州片子、扬州的皮匠刀、北京的后门造那样，艺术水平很差，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些高仿的书画多采用分工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方式，由多人联合完成。与历代的赝品相比，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东西，不论是画面构图、笔墨工夫还是装裱水平都下真迹一等，与原作十分近似。贩卖这些高仿书画的人，有的是有社会地位的人，有的甚至是当时书画鉴定的权威。这些大人物参与到高仿书画的经营之中，这在明清时期是不多见的。不但书画如此，青铜器也一样。著名的学者容庚是研究青铜器的专家，编有《金文编》等名著。就是这样的专家，也参与到高仿青铜器的仿造和买卖中。“文化大革命”中有个笑话：一次在批斗容庚的大会上，有人揭发他在解放前的那年那月，向外国人卖了一件青铜器绝品，是里通外国；没想到容庚很大方地承认有此事，不过又加了一句，那是我弄的一件假东西蒙外国人的，搞得众人大笑。
“云起楼”三剑客的往事和近事
“云起楼”是上海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严惠宇，于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开设的一家古玩店，主要以收藏、经营书画为主，在店里工作的三位书画高手：刘伯年、潘君诺、尤无曲被尊为“云起楼”的三剑客。这三位画家的传统功力深厚，特别是刘伯年，在古代书画的复制、临摹上本领高超，不让他的同乡张大千。他早年拜画家王个为师，学习吴昌硕派的大写意花卉，后又广泛地学习宋元绘画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画路很宽，从宋人的工笔花鸟到清代华新罗的山水无一不能。解放后，著名的鉴定家张珩想请他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书画的修复工作，可惜因历史原因，他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刘伯年被放到监狱的美术厂改造，在这里居然发挥了他的特长——三年半时间里仿制了大量的古画，其水平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革”结束后，他才真正地获得了艺术上的自由。
刘伯年的作伪古画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他虽然拜在王个的门下，但他的画路更近于他的同乡张大千，对宋人作品揣摩得很透，无论是在线条还是在设色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对应性，惟妙惟肖；二是他的做旧功夫非常高明，不论是纸上的包浆，还是纸绢的“旧气”都做得非常好，可称是天衣无缝；三是他所临仿的对象多是选择工笔或为小写意的花鸟、人物，没有大写意风格的作品。原因很简单，工笔或是小写意的画绘制时间较长，工序较复杂，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如果摹仿者的水平高、心态稳，可较容易仿到与原作相近的程度。这是他的仿古作品能够让很多大鉴赏家“走眼”，并被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主要原因。如建国前，他臆造了一张《梨花鳜鱼图》，托名是宋代画家李延之的作品，这件作品生动、自然，没有亦步亦趋摹仿古人所产生的生硬、局促之感。它先被人悄悄地弄到了北京，后由画商陆鲤庭卖给了上海博物馆，上博把它作为精品收入《画苑缀英》。刘伯年看到画册后感觉事态严重，就主动给有关部门写信，说明他造这张假画的情况，真相这才大白于天下。同样的事情在多年后，又在另外一地发生了：1982年，刘伯年应邀为茅盾纪念馆做画来到浙江桐乡，该地博物馆拿出一张古画《金盆饲雀图》给大家看，只见画面上许多麻雀围着一只精美的漆器盆嬉戏，布局生动，造形准确，线条的勾画与赋色都是典型的一派宋人风貌，众人异口同声叫好，唯有刘伯年默默不语。事后他告诉别人，此画是他解放前仿的一幅“杰作”，众人恍然大悟。1983年，他照此画重新画了一张，并题跋“余四十年前曾有此作，沧桑后辗转不知去向。辛酉秋在桐乡博物馆忽复见之，为好事者伪托为宋人笔也，人不察视若球图，意，鉴别之难固不易也。”该画曾在一大型美展上展出。
刘伯年亲自动手做旧的画更令人称绝。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张仿清代画家华新罗的人物画《老吾老图》。这件作品的布局疏朗，气韵生动而平和，人物的开相和线条的勾勒精妙绝伦；特别是山石和树丛的画法，更是充满了华新罗再世之味。题字虽然是他的本款，但是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有意仿华岩笔意。如果他刻意仿华岩的款，笔者认为是完全可以让人“打”眼。王个先生看到这张画后，欣然题曰：“伯年弟是吾门下第一人也。”
以假乱真的张大千
张大千是中国近代作假书画最有影响的一位大家。徐悲鸿先生说他的画是500年来无此君。而笔者要说，他造假画的水平也是500年来无此君。张大千作伪的情况有很多专家都做过专门研究，台湾的傅申先生还写过《血战古人的张大千》，该文对他半个世纪的造假生涯做了全面介绍。笔者在这里想介绍一点不太为外界所知的他造假的情况，并且对他半个世纪造假画的生涯略做分析。笔者将张大千造假生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这是他造假画的初始期。在此阶段他仿造的主要是明清时期书画的作品，从石涛、八大山人到唐寅、陈洪绶的作品都有。由于张大千是个收藏大家，手中藏有这些人的画。伪造的手法往往是东拼西凑，或者是完全臆造。当时这些名家的画作大都在私人收藏家的手中秘不示人，社会上没有多少人见过名家的真迹，使他大量的仿品轻松、顺畅地流入收藏家的手中，其中有些是日本的企业家和书画收藏者。现在看这一时期张大千的仿品，其水平都不是很高，比较容易看出来。
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到建国前。他在这个时期到敦煌临摹了大量的壁画，对唐宋时期的人物画研究得极其深入。而他的书画藏品此时也由明清扩展到唐宋，收藏有南宋董源的山水《溪岸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这样的名作。他又开始大量臆造唐宋时期的作品。由于他此时正值盛年，精力充沛，其绘画的技法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皆已达到运用自如的境界。加之他手中有真迹可以参考，在装裱和做旧方面都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同那些明清时期的苏州片子和扬州皮匠刀相比，两者不可同语。此时很多外国的收藏家——主要是美国的收藏家们，对中国古代书画的收藏兴趣大增，而此时清宫和庞莱臣的藏品又开始纷纷流散到市面上，张大千伪造的唐宋元时期书画也乘这股风潮流向国外。
张大千造的唐宋时期假画在今天依旧让鉴定家们头痛不已。几年前，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董源的《溪岸图》是不是张大千所造的争论就是一个例证。争论的双方都是当代的书画鉴定大家，如高居翰先生认为此画就是张大千所仿。这个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张大千有一习惯，他在买到一幅宋元的古画后，往往自己会画上几张，也就是书画行里面所说的“下蛋”。这些“蛋”有的是通过他自己之手卖给别人，有的则是通过拍卖行销货。因为他的仿品水平高，拍卖行和鉴定师很难看出来。我听一位前辈说起这样一件事情：张大千在建国前夕，从一位鉴定家的手中买了一张宋人的山水，买到后他就造了几张。40多年过去之后，这位鉴定家居然在境外的一家大拍卖公司里，看到张大千所仿的“蛋”赫然在列，并且做为重点拍品被推出。而同时去的另外一位鉴定家看了这件东西拍案叫好，弄得这位先生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最后只能够敷衍了事。
这一时期，张大千所做的假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请当时的鉴定大家为他所做的赝品题跋。其中有4个人为他题得最多，他们是：叶恭绰、溥儒、黄宾虹、于非庵。在故宫博物院所办的真假画的对比展中，有很多被现代的专家辩认出来的张大千造的假画上，往往有这些人的题跋，有的甚至三家齐具，这真是假做真时真亦假。这些人都是当时鉴定界的权威，说起话来一言九鼎，他们为什么要参与到张大千造假画的混水中？是他们的眼力不济还是另外有苦衷？我们现在无法得知。但是，这些权威人士的题跋已经成为当今辩认是否为张大千造假的旁证，成为反面教员，这是他们当初所没有想到的事情吧。我在这里想特别称赞一下启功先生，自中国书画市场启动之后，他就坚决不再为私人书画藏品题跋了。所以，在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古今书画上面，很难见到启老的题跋。这是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真是让我辈后生油然而生高山仰止之感也。新中国建立之后，张大千和溥儒到了海外，张大千所造的假画只有请溥先生一人来题了。
第三个阶段是从张大千到海外直至去世。这一时期，张大千自己的画名气很大，画价也很高，但还是和唐宋古画无法相比。他在这个时期造了很多唐宋画作，如北宋李公麟的人物、南朝张僧繇的罗汉等。由于海外的公私博物馆中藏有大量的中国唐宋时期的绘画，张大千得以饱读之，故此时所造的假画比在国内时作的更加老到成熟。再加上他早年在日本学习过染织，对国外新的颜色材料很熟，他用这些新材料来做旧，使他的假画更逼真。有学生回忆，张大千在巴西居住期间，他有一间画室和卧室相连的，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他就进小画室作画。通常而言，清晨四五点钟是不会有客人来访的，而和卧室相连的画室更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为什么张大千将自己作画的时间安排得如此早，地点又是如此的私密？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他在造假画时不受外界干扰。还是这个学生回忆，张大千曾经拿出来一张石涛的画让他看哪一段是接笔，哪一部分是石涛的真迹，因此看来，他不但在造唐宋时期的假画，明清的老本行也没有丢掉。
是不是张大千的假画就真能够与真迹无异？其实并非如此！钱松岩先生的女儿钱心梅曾对我说，有一次钱先生曾指着日本最权威的《南画大成》中收录的清代石溪的山水画对她讲：此画只有三分像，肯定是赝品。据笔者研究，这画是张大千和他的学生何海霞一起造的，何先生为此很得意，因为他们骗过了日本的中国通，被《南画大成》收进去。为什么钱先生看印刷品就肯定石溪的画是假的？这主要是他对石溪的山水画下了大功夫，有的画临摹了上百遍，故可立见真伪。笔者认为张大千在各个时期所造的假画，并不是真伪莫测的，只是我们对传统中国画的认识还不深入，只要下够功夫，是完全可以识破庐山真面目的。
说不清、道不明的吴湖帆
吴湖帆是民国年间上海最有名的画家“三吴一冯”之一。他的祖父是著名的书法家吴大征，家中祖传的青铜器和书画很多，加上吴湖帆的眼力好，后又收购了大量的明清书画，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书画收藏家之一。吴湖帆在书画鉴定上的成就之高，可以从鉴定黄公望的两件山水画上体现出来：清代乾隆非常喜欢历代书画，但在鉴定的时候有时失之于主观的臆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看成赝品的就是吴湖帆。20世纪30年代，吴湖帆在为中国古物赴英国展的展品审查过程中发现了，为这件真迹平了反。他还在朋友的书画旧藏中偶然发现了《富春山居图》的首卷《乘山图》，并以高价收购下来，此画现在是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吴湖帆在他的收藏生涯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他收进了一张所谓的宋代画家梁楷的《睡猿图》，其实这张画是张大千造的。他收到之后，请著名的鉴定家叶恭绰于该画的诗堂上面题了“天下第一梁疯子”七字跋文，此画现存海外一家博物馆中。笔者从该画的影印件上看，明显是张大千自己的画风，与梁楷的风格差别很大。但从吴湖帆在该画上写的跋文来看，他很肯定地认为此画是家传之宝，珍贵异常。以吴湖帆的鉴定水平和他对张大千画风的熟悉，加之画上还有张大千请叶恭绰来“帮忙助阵”的题跋，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吴湖帆应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件老朋友的杰作，上当的可能性很小，所以笔者认为，这是吴湖帆明明知道是张大千造的假画，他为了经济目的，故意编出自己上当的故事来骗骗世人而已。如果我对此画怀疑尚有可怀疑之处，那么，另外一张假画很明显是吴湖帆在明知假画的情况下，而故意真题。现藏刘海粟美术馆的，原为刘海粟旧藏的元王蒙的《溪山秋霁图》卷，是一张很明显的赝品，其作伪的时间应该在清代中期。该画后部明人的二跋不伪，应该是从他处移过来的。画作前面的引首和尾跋都是吴湖帆所为，细观的确是他的亲笔不假。这就让人匪夷所思，吴湖帆自己的手中就藏有王蒙的真迹，他对元人的画风和纸张等问题也是了如指掌，观此画的仿造水平很低劣，无论是皴法和石法无一和王蒙的风格相符，特别是整体的布局更是前后气脉不畅，连苏州片子的高仿都不如，以吴湖帆的鉴定水平是不会看不出来的。但是，他为什么为老友刘海粟的藏品一再题跋？究其原因，可能是碍于老朋友的面子无法推脱，或许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旧时请名家为古画题跋是有很高的润笔费的。吴先生或许也是难以免俗的。笔者认为，对古代鉴定家的意见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是大名家就一味地盲从，更不能因为名家的题跋真就万事大吉，还是要看具体画作的真假而定。明代董其昌为一些古画题的跋就并不一定对。鉴定家也是人，生活在现实之中，我们不可能对他们求全责备。有时他们也会说些违心的话，写一些违心的鉴定意见，对此，我们这些后来者除了要原谅他们的苦衷之外，也要提高警惕才对。
流水作业的谭敬造假集团
说起中国近代集团作伪来，是不能不提谭敬的。现在收藏界知道他的大名的人不多了，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滩，他可是大名鼎鼎。他的集团所做的假画不知让多少收藏家和博物馆上当受骗。著名鉴定家张珩在主持国家文物局工作的时候，经常对周围的人说：在海外征集书画的时侯，要特别地注意从谭敬手中流出的东西。
谭敬(1911-1991年)号和厂，祖籍广东开平，出生于经商世家。早年他曾向著名的词人潘飞声学习填词，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由于他的经济实力雄厚，购买字画只问好坏不计较价格，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藏了许多元代的书画，其中有张逊的《双钩墨竹图》、南宋赵子固的《水仙图》、赵子昂的《双松平远图》、倪云林的《虞山林壑图》等。这些画有的是从庞莱臣手里买来的，有的是请他的好友张珩转让的。虽然他的经济实力雄厚，但眼力并不是很好，经常需要别人为他掌眼。一次，有人从东北长春买回原为清宫旧藏的李唐《晋文公归国图》和宋高宗手书《左传》，作品后有倪云林和明代吴宽的跋尾。这两件东西对方开价100根金条，谭敬还价到70根，并要求先留在他这边鉴定几天再付款。几天之后，他对来人说“赝品奉还”。最后这两幅作品被张大千买走，并在香港公开出版。
1947年左右，谭敬和他的师兄汤安开始大量地制造假画，出售给收藏家或收藏机构。汤安找到许征白、郑竹友、胡经、王超群等书画界的高手来造假画。其中，许征白仿画、郑竹友仿款字、胡经刻图章、汤安全色做旧之后再由王超群装裱完成。他们造假的地点是今天上海的岳阳路(祁齐路)175弄2号谭敬的私人住宅，一座旧式花园洋房。这个造假的集团在当时是极其隐蔽的，外界无人知晓，平时只有谭敬和金城的女婿徐安来看看。徐家中存有很多旧印谱和旧纸、旧笔、旧墨，提供给谭敬造假集团使用。据说谭对所造假画的要求非常严格，很多用来造假的纸、绢、颜料都是清宫的旧物，计价要20多两黄金，可见其成本之大。他的这个集团所造出来的假画主要是通过洋行的买办销售到外国去。因为他所造的东西主要是宋元古书画，动不动就要多少根金条，国内人是不敢染指的。曾有一位洋人仰慕谭敬的大名，通过上海的古玩商洪玉林和谭结识后，一次就从他的手中以1000两黄金的价格买走了8件高仿的古画。谭敬到底卖了多少高仿的古代书画，真是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谜了。这里举一些经他之手卖到国外的赝品：宋徽宗赵佶的《四禽图》、马远的《踏歌图》、赵子昂的《三竹图》、盛懋的《山水轴》、赵原的《晴川送客图》、朱德润的《秀野轩》卷等。
上海解放前夕，谭敬感到大势不好，将所藏真迹和伪造的书画装箱带到香港，原以为下半生不用愁了。天有不测风云，他到香港后因开车撞死人吃官司，为了平息此事，他只得卖掉自己的藏画。此时，他已经不需要古玩商了，而是直接送到拍卖行拍卖，其中有文天祥、黄山谷的草书长卷，赵子昂的楷书极品《妙严寺记》、《胆巴碑》等。之后他又出人意料地回到了国内，因为历史问题，他被政府关进了监狱，在安徽的劳改农场劳教了几十年才恢复了自由。当他上个世纪80年代又重新出现在香港的时侯，国际上的中国美术史专家们和收藏家们都震惊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让他们大费脑筋、大跌眼镜的谭敬居然还好好地活着。
谭敬作为一个收藏家，他的收藏也很丰富。他离开香港之后，一部分书画放在他母亲唐佩处，其中有宋米芾的《向太后挽辞》、赵子昂的《临十七帖》、杨维桢的草书卷等名迹，通过香港的徐伯郊之手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购，成为该院的镇院之宝。
庞莱臣与书画高仿品
民国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自然要属庞莱臣了。他的书画收藏真是富可敌国，所著的三种《虚斋名画》图册在海内外影响甚远。许多国外的中国书画收藏家们找他购画，他也向国外卖了许多宋元的真品，但是他也做过“下蛋”的事情。他在其所著的《虚斋名画续录》中收录有宋徽宗赵佶的《鹆图》，这件画作是宋徽宗传世不多的墨笔花鸟作品之一，水墨韵味非常儒雅，用笔也潇洒自如，非一般宫廷画家作品可比。所以，笔者倾向于这件作品应该是宋徽宗的亲笔而不是代笔。但是，因为此画在国外展览之后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收藏家们对这张作品特别感兴趣，他们让庞莱臣开价钱。在多次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庞莱臣就让他的门客，即为他掌管书画的陆恢复制了两张，一张被卖到日本，一张被卖到美国，成为所谓的双胞胎。而真正的原作仍在庞莱臣手中。另外有种说法是因为原作的品相太差，被毁掉了，笔者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试想有哪一位收藏家愿意将自己心爱的东西随便毁掉？很多宋代的古画虽已是千疮百孔，但依旧做为珍品被我们珍藏着。解放之后，此画的真迹被南京博物院所收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