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的时代气息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
书画的时代气息与书画家个人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社会的生活习惯和物质条件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必须熟悉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以及生活习俗。
第一节 骨至唐
晋代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很少。
先以写字来说，唐代以前的写碑，是先将石碑立好以后，写碑的人立在碑前直接挥写在碑面上的。大约从宋代开始，才写在纸上，双钩上石，然后再刻，原稿仍然可以保留下来。这种方法到元代、明代、清代，就越来越成熟了。唐以前的人写字时是席地而坐的，一只手拿着简册，另一只手是悬肘挥写，到后来才将纸平铺在桌子上，然后进行书写。两种方法写出来的字，细看起来是不同的。
唐代以前的写碑，大多用隶书和楷书。自唐太宗李世民用行书写了《温泉铭》和《晋祠铭》以后，就逐渐有用行书写碑的风气了。
不同时代的书法，不仅字体和字形有所不同，从文章措词上来看，也有不同。例如，晋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首尾都写上作者的名字“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明代末期，信札的上款一般为“某某词丈”、“某某词宗”、“某某词坛”等等，清代除了沿袭时代的称呼方式之外，又出现了“某某仁兄大人阁下”等等格式，例如何绍基政敏斋札，上款为“敏斋仁兄大人阁下”，下款为“弟绍基顿首”。
又如，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本幅上的字凡是用力的地方都有笔花，这是由于作者书写时所用提硬笔，而纸却是加了工的光纸。这与用软笔写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工具、质地不同，写出来的字的效果就不同；时代不同，字的风格乃至书法作品的文法措词也有所不同。
唐、宋以前壁画盛行，作者都是立着作画的，即便在绢帛上作画，也是把绢帛绷在木框上，然后立着来画，大体就像现在画油画的样子。那种将纸绢平铺在桌上作画的方式，大约从宋代开始才逐渐发展起来。两种方法在运笔的角度及手臂所用的力量上都有不同，产生的效果自然就不太一样。
中国绘画以佛道人物画首先得到了发展。例如流传下来的所谓晋代顾恺之《女史箴图》和《烈女仁智图》卷等，早期的人物画均用墨笔线条来描绘形象。
宋摹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还保存着晋代的一些风格，它以人物为主，以山水为陪衬，人物为墨线勾勒，山石只勾一个轮廓，有些树木也只是画一个树形，并无枝干。
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已脱去了完全以人物为主的画风。山石只钩轮廓而无皴法，高山上的大点表现的是远树，近处的树木已画出了枝干，树干钩边无皴而填赭色。人骑游艇安排适当，画出了山水画的新风貌，改变了过去“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比较幼稚的画法，山水画已成为独立的画科。
唐代韩？《五牛图》卷画法古朴粗壮，所描绘的五头牛生动活泼，各有神态，表现了画家的熟练技巧。
周？是中唐时期的著名人物画家，擅长描绘贵族妇女，他的《挥扇仕女图》卷，人物丰姿艳丽，并将各个人物的思想感情生动地描绘出来。这种丰润的脸型，渗透着中唐的时代特征。从中唐墓葬出土的陶俑的形象上，也可以得到印证。
第二节 五代和两宋
五代和两宋时期的书画，总的看来都是从临摹古人入手，又有新的发展和创造，从而形成了新的风格。
以书法来说，字体以行书、草书为多，篆书、隶书较多。格式方面有一部分与晋唐时期一样，首尾都写上作者的名字，另一部分就不同于晋唐而有了新的变化。
那时私人间的交往信札与对官场的公文书札在格式上是有所区别的：私人信札（未做官或未在任上的人写的书信）上下款都写，下款不写姓。如《陆游书札》开首为“游惶恐再拜上启仲躬户部老兄台座”，结尾为“十一月廿六日，游惶恐再拜仲躬户都老兄台座。”对官场的公事书信（在任官员之间的书札），例如“？子”，下款需要将本人的所有职务都写上去，如辛弃疾的《去国帖》，是写给某宰相的，下款是：“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公事辛弃疾？子。”
北宋著名的书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即全都喜欢用熟纸来写字，都是从临摹古人入手，最后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等等。
苏、黄、米、蔡在北宋时就很有名气，他们的字体被当时和后世许多人临摹仿效。
五代、北宋时期，是我国绘画史上一个大发展时期。
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卷画法熟练精工，他的创作方法，对宋代画院有很大影响。
李成、郭熙的山水画，布景繁密，描绘的都是中原山林，大部分是画秋林和雪景，树的枝干重要，多而不乱，山石多画图形。而南唐画家董源的山水画，大都是江南风景，如《潇 湘图》卷、《砟景山口待渡图》卷，表现出江南地区的风格特点。
宋代，画院内外画家很多，绘画题材十分广泛。
王诜的作品，我们见到过的真迹有《渔村小雪图》卷，布局清旷润雅，笔法技巧熟练。
李公麟擅画佛道人物和鞍马，多采用白描画法，用笔流利生动，线条圆润含蓄，将白描画法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冒充李公麟的假画是非常多的。
五代和北宋时期，出现了一种高头大卷（画绢的宽度与当时用于书画的绢帛的整幅面宽相同，约五十余公分），唐代以前没有这种形式，元代以后这种形式也不大多见，此外，还出现了许我团扇和小幅册页。
在质地方面，大多数为绢本绘画，同时，也出现了少数纸本绘画作品。
这个时期的绘画，大多数不落作者名款，但也有少数是写上作者名款的。例如郭熙的《窠石平远图》轴，在画幅左方中下部，用隶书小字写下了“窠石平远，元丰戊午年郭熙图”的名款，吕间有一印，印文看不清楚。中国绘画从原先的不落名款到北宋时期的开始落名款，从格式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
南宋时期，用笔更为流利放纵，布景更趋于简略，人物笔简意到，出现了“天水空？，剩水残山”似的画面。这和南宋王朝偏安一隅，政治中心南移是分不开的。
被称为南宋四大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四人，他们的画法各有特点，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采用截取山腰、山角、水云山色的构图形式，在经营位置上大体是相同的。
南宋时期，还有些作者描绘了新的题材，创造了新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例如：米友仁的水墨云山、扬无咎的墨笔梅花、梁楷的泼墨人物、郑所南的兰花等。在他们之前，这些题材和形式都是极为罕见的，如果有人说他收藏有唐代画家名款的梅花或兰花，那是值得怀疑的。
这个时期有一部分画家，已将简单的名款和年月款落在画幅中的树根或石坡等处。作者在画幅后部长题诗文的作品仍然极为少见。
第三节 元
元代的书法，基本上是继承古代名家的书体，变化不大，行书、楷书、草书居多，篆书、隶书是较少的。
赵孟？楷行草篆隶各种书体都写得很好，被当时和后世的许多人推崇仿效，影响很大。俞和、朱德润、詹僖、金琮等人都模仿赵的书体，而且写得很像。
元代的书体书法是多种多样的，如吴镇草书《心经》卷是用秃笔写的，如果用尖笔写的话，恐怕就写不成这种样子了。倪瓒的书法，写得比较瘦硬。我认为他是用硬笔写的，如果用长锋软笔，恐怕就写不成这种风格了。杨维祯的书法，我认为是用软笔写的。
元代是绘画史上变化较大的一个时代，元代统治者废除了五代、两宋流传下来的画院制度，出现了许多墨山水、写意的梅兰竹石等所谓“四君子”画，以及以枯木竹石为题材的绘画作品，而佛道人物画、花鸟画却逐渐减少了。
高克恭的山水画，钱选的青绿山水，被称为元代四大家之一的黄公望，对明清画坛产生较大的影响。
吴镇能书善画，用笔厚重，倪瓒的绘画，用笔枯干，布景清旷，李？专长画竹石，王渊的花鸟，构图和用笔比宋人简练得多，王绎专长画肖像，王振鹏、夏永的细笔楼台殿阁画出了元代的独特风格。这样精细工整的界画，唐宋时期是没有的，我们在明清时期的界画作品中，也没有见到过这种极其细腻的画法。
诗书画三结合这种形式的出现，是元代绘画的一大特点。这时绝大多数画家都已在作品上落款了：一部分作品有年月款、上下款及题诗。题诗或者说明这幅画的创作过程，或者说明这幅画的内容。这是不同于前代的一个特征。
元代写上款的格式多为平行式，如赵孟？《浴马图》卷题款“子昂为和之作”，这了被写成两行，两行的第一个字是平行的，所以被人们称为平行式。但它同时代中、后期及清代那种将上款写得高出下款一个字或两个字的落款格式有显著不同。
元代绘画趋向于水墨画较多，设色画逐渐减少，构图、用笔大多不再象宋代那样繁密、富丽、精工，而逐渐趋于简略。
元代书画的装潢形式仍然是轴、卷、册居多。质地以纸本居多，少数为绢本。元代的纨扇画页较少，均为绢本。元代后期，书轴就逐渐多起来了，如果有人声称自己藏有落上了唐、宋时期书画家名款的书轴，那是值得怀疑和否定的。
第四节 明
明代书法艺术在宋元书法的基础上又有变化和发展，楷、行、草、篆、隶各种书体都有。
明初的三宋（宋克、宋广、宋？）和二沈（沈度、沈粲）代表了明初的一部分书法的风格。如宋克是以章草和晋唐小楷为基础形成自己风格的。又如明初永乐时的中书舍人沈度，用平正圆润的楷书为皇帝书写公文诏书，当时被称为“台阁体”他的这种写法，代表了明初台阁体的风格面貌。
明代早期，还有一种被称为“狂草”的书法，它是一种不按传统的草书法，而由个人随便挥写出来的草书，许多字不易辨认，如果你比较熟悉他所写的文章或诗词，还可以大略的念得下来，张骏、张弼等人的草书就属于这一类型。直到明代中后期，还仍然有许多人书写这种书体，说明了明代有书写狂划的习惯。宋元时期虽然有很多写草书的人，但却很少有人写狂草，所以说，这种狂草书体也体现出了时代书法的时代气息。
时代早期程南云的篆书，书法工整，篆法圆润，大多数写在引首纸上，单独地写成字条、字卷的我们还未见过。
时代中、后期的吴宽是专家苏轼书法的，不论是大字还是小字，一律都是苏体。当然，他的苏体字仅是形似而已，认真地细看起来，与苏轼的字有很大区别。沈周的大字小字都仿黄庭坚的书体，细看起来，也是只有形似，毕竟黄庭坚是黄庭坚，沈周还是沈周。文徽明的小楷和行书都很精工，写成了自己的风格。他老年时写的大字，不论是字卷还是字条，都以写黄庭坚字体居多，体现出他写字的特点。王宠以写晋唐小楷为基础，但又有变化，董其昌书画成名以后，在清代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仍然有许多人学习他的字体和风格。邢侗的书法在当时与董其昌齐名，被称为“南董北邢”，他的书法大多是临王羲之帖的草书，也有行书和楷书，但较少。王时敏的方正高装字形的隶书体，代表了明代隶书的风格体式。
时代永乐年间，国家又设立了画院，广征天下画士。明代早、中期的绘画，就形成了两个大的系统，即宫廷画家和自由发展的吴门画家。永乐到弘治时期，画院非常兴盛，画家人材辈出，画科题材广泛，画的风格面貌，大部分南宋画院，山水画追求马远、夏圭的面貌，花鸟画设色艳丽，颇为生动活泼。
时代画院体系的花岛画家，大多仿效古法而又有变化。林良的花鸟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吕纪的花鸟画，大多富丽精工，色彩鲜艳。时代一院花鸟画家多是绢本作画，落款仅仅写几个字等等，用笔轻简略。
有些作伪者把明代院体画家作品的名款裁去，冒弃宋画骗人，这种情况曾屡见不鲜。时代还有些所谓“文人学士”，自由选择题材进行绘画创作，如王绂的山水和枯木竹石，夏昶的竹石，孙录、王廉的墨梅，杜琼、刘珏折山水。
所谓的“吴门四家”，以沈周为首。沈周的绘 画题材广泛，他的山水画是在元四家的基础上以董源、巨然为宗发展起来的。他发展了粗笔写意的新风格，对明代画坛起了推动作用。文徽明的山水人物画，趋向于工整细润，用笔流畅，虽细润而不板滞；此外，他也有少数粗笔山水和花卉兰石等题材。
唐寅的山水人物画，是由法南宋刘松年而加以融会贯通，仇英擅长临古，无论山水、人物、树石、楼阁，都力追古人，用笔工整有力，独具一格，但他不擅长书法，作品上大多数只落名款而很少题诗。
沈周、文徽明的绘画，大都喜欢采用纸本来作画。唐寅的作品，纸本、绢本均有。仇英的作品多为临古设色画，所以用绢本的居多。
陈道复的花卉，生动活泼，用笔流利。徐渭的写意花卉，构图更为放纵，水墨更为淋漓，对以后的官意花卉，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对清代影响较大。
到了明代后期，院体方面的画家逐渐减少，不象前、中期那么兴盛。文人学士玩弄笔墨技巧作为遣兴，自由发展的风气较盛。明代后期的画中九友（董其昌、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杨文聪、王时敏、王？、张学曾、邵弥）以及其他一些画家，均以标榜临摹古人为能事，他们所作的画，大都写上临或仿某人画法。如果画一本山水册，每一页必须写上仿某人画法，八开就是仿八家，十二开就是仿十二家。这对于古代书画的断代，也可以起到辅证作用。
陈洪绶的绘画题材是多方面的，山水、人物、花他都能画，尤其人物更为突出，形象奇特，采用了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对清代绘画产生了较大影响。崔子忠的山水人物，画法别开生面，线条弯弯曲曲，变化较多，与完全摹古的作品大不相同，创造了新的表现技法。
在书画格式方面，书轴逐渐多起来，书写的内容有古诗文及自己的诗文等。宋元时期最为流行的团扇，到时代就见不到了，直到清代道光时期，才又重新盛行起来。
时代成化、弘治时期，折扇广泛流行，有些文人学士和书画家常在这种扇面上写字画画。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折扇面是朱瞻基（明宣宗）的绘画折扇面、沈周的书画折扇面、吴宽书写的折扇面。
手卷前部的引首纸，明代早期才开始出现这种形式。
对联这种形式，时代晚期才开始出现，清代更为盛行。
在质地方面，时代中后期的某些书画家，又采用了绫地或金笺地。绫地又分为素板绫和花绫两种，金笺地又分为泥金笺和冷金笺两种。
从落款格式来看，明中后期则为砂式：上款高出下款一格或两格，而且有某某词坛、词盟、词宗、词丈、年丈等等称呼。
第五节 清
清代初期的书法是在明代书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有所变化，但不很显著。整个清代有许多人学习董其昌的书法，如沈荃、张照、陈希祖及近代吴永等人。王铎的书法工力很深，楷书、行书、草书都很成熟，很有气魄，自成风格，尤其擅长临王羲之的草书帖。傅山的书法技能全面，楷、行、篆、隶、草都能写。他的字册或字卷往往是楷、行、草、隶兼而有之，这是他个人的习惯写法。
郑？专写隶书，创造出一种圆润而灵活、流动而不板滞的新风格，朱彝尊、尤经等人的书体，都受到他的影响。
因受科举制度的影响，清代的“馆阁体”书法被写得横平竖直，规规矩矩。王际华、汪由敦等人是清代写这种书体的典型人物。
清代中期，邓石如、黄小松等人喜欢写古篆，提倡写碑。清代中后期，写篆书的有钱坫、洪亮吉、孙星衍等人，写隶书的有阮元、钱泳等人，写行书、楷书的有包世臣、吴熙载等人。
清代初期的绘画，有一部分画家是在明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也有些变化，但变化不大。被称为清初六大家的“四王吴恽”（王时敏、王鉴、王？、王原祁、吴历、恽寿平）都是山水画家，只有恽寿平后来改画花卉，而且画得很成功，其他五人都是专画山水的，并且都是模仿古人而变化较少，但在笔墨技巧上却都很成功。他们虽都是仿古，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风格。
“金陵八家”在他们的画幅上，山顶山坡多半被画得比较伸张，似乎象一把撑开的伞，泥古的因素较少。“金陵八家”中，如樊圻、高岑、邹？叶欣、吴宏的风格，有某些相近之处。“金陵八家”之一龚贤的风格就与其他几个人完全不同，他善于用墨，墨分深浅，浓淡、干湿，墨色重重，多而不乱。到老年时，他才有少数设色画。
“清代四僧”的绘画并不完全摹古而是有所创新的。石？的山水画喜用秃笔，干笔皴擦，用湿笔创作的画是很少的，这是他的特殊面貌。弘仁的山水画有墨笔和青绿设色两种，是仿元代倪瓒的，就连题款的字体也仿倪瓒。他所画的题材多为黄山风景，也有少数梅竹花卉。朱耷水墨写意以花画居多，也有少数山水画，所作都不是固守陈法而有他自己的新创造，形成了他个人的特殊风格。石涛绘画题材广泛，山水、人物、花卉都能画，他不守旧的传统画法，具有创新精神。
清初王？自二十六岁至八十六岁都有作品，而且大多数有年款，他早期、中期、晚期的作品风格不同，落款字体不同，使用印章不同，还有临摹与创作的不同。
清代中期雍正、乾隆时期的绘画，有两个大的系统，宫廷院画“如意馆”系统和扬州画派系统。
宫廷“如意馆”系统的院画，山水、人物、花卉、走兽、虫鱼等各种画科都有，画家也很多。焦秉贞的人物画，精工细润，渗以西洋画的色彩特点。唐岱的山水画别具风格。蒋廷锡的花卉画，有工整和写意两种风格丁观鹏的佛道人物画。郎世宁绘画题材广泛、花卉、走兽、肖像各科均有，采用西洋画法与中国画传统技法相结合的方法。宫廷“如意馆”绘画大都工整细密，富于装饰性。有几个人的绘画风格就差不多，分辨不出他们个人的特点来。
“如意馆”绘画的落款形式是：“卧某某奉？恭画”等等，大多为这样的格式，变化是不大的。
自嘉庆以后，宫廷画的风格、技法逐渭低落，很少有新的进展。
所谓的扬州画家，并不只是扬州一处，其它地区画家也相当多。年？的花乌画生动活泼，他所画的鸟，不是在飞就是即将降落，很少有栖息不动的。金农是个金石家，他直到四、五十岁时才开始搞绘画，他的绘画作品少数是自己画的，很多是别人代笔画的，落款是他自己写的，代笔画中尤以罗聘为最多。所以金农的绘画作品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汪士慎的梅花及各种花卉，多数是墨笔画，也有少数淡设色的。黄慎的写意花鸟人物，早年较细，晚年是粗笔，大多数是淡设色的。李？的化卉虫鱼，墨笔和作色兼备。李方膺的梅兰竹石多是墨笔，很少有作色画。郑燮的竹石兰花，有画山石很少点苔的特点。高翔的山水花卉，不同于其他人的画法，独具个人的风格。罗聘绘画题材广泛，山水、人物、花鸟均有，技法熟练，在扬州画家中是比较成功的。
清代末期，上海画派兴起，改变了嘉道时期以来画坛萎靡不振的现象。虚谷和尚的绘画作品，用笔用墨和设色都别开生面，常用干笔侧锋，用墨浓淡交融，墨色结合（或色与色结合），混成一体，不同于一般的画法，落款字体也很特殊。被称为“四任”的任熊、任薰、任颐、任预对山水、花鸟、人物等各种画科，都有新的发展，题材新颖，色彩鲜艳。从笔墨技巧来看，他们都在传统基础上推陈出新。
吴俊卿是一位金石篆刻家，擅长篆隶书法，他在书法基础上专攻花卉，其它画科很少画。他的花卉用笔厚重有力，独具一格。
清代书画装潢形式聊了轴、卷、册外，对联这一形式很盛行。
清代在书画的款式方面也有些新的变化，不论书法或绘画作品，上款称官职或其他的称呼，如某某上大人、某某中丞大人、某某老父台、某某先生雅属、某某仁兄大人雅属、某某法家正之等等。
第二章 书画做假的各种方法
古书画做假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归根结蒂却不外乎两大类，即地地道道的守全做假和利用古书画做假。
第一节 完全造假的方法及实例
完全造假的书画大多数是通过勾填、临蘑摹拟大意、凭空臆造、利用旧装潢等方法来实现的。
总的说来，真迹生动流畅，气韵自然，而勾填做假的伪品，终究显得板滞，用笔也生硬无法。
第二节 旧书画做假及实例
旧书画做假通常采用挖(或刮)款、添款、改款、挪移题跋、拼凑画心、“转山头”、长卷割裂分段等等方法。大多是将无款画改为有款画，小名家改为大名家，时代晚的改为时代早的。
还有一种做假的方法被称为“魂子”做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揭二层。采用这种方法做假的通常是年代不久的夹宣纸本书画。作伪者将平宣纸的后画一层揭下来，其上有前面一层渗透过来的墨、色，与原本相差不远，然后作伪者将后一层按照前面一层上的书画形象加以修饰（如果是字，则填墨，如系画则要点染设色），加钤印章，再裱褙起来。
第三节 带有地区性特色的做假
苏州片
明代万历到清代乾隆时期，江苏苏州地区有少数具有一般绘画能力的人，专以做假画为生。后人称这种假画为“苏州片”。
“苏州片”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是模仿别人的，缺乏创造性，笔法也虚弱无力。
河南造
大约明末清初时，河南开封地区有人专做假的唐宋元名家书法，如唐代颜真卿、柳公权，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鲜于枢等，可以说唐宋元的书法名家应有尽有。这种假书法作品，被人称作“河南造”。
不论从墨色、印章或质地等各个方面看，“河南造”都表现出地区性做假的特点。
湖南造
“湖南造”是大约清代康熙至道光时期在湖南（主要是长沙）伪造的一批书画，名头大多是明末清初的所谓“节烈名人”，或不常见的冷名书画家，如杨继盛、杨涟、周顺昌、史可法等等。
“湖南造”容易辨识，它的质地特殊，既不用纸，也不用绢，均为绫本。“湖南造”做假的方法如下：将伪造的书画染色后，用水大力洗刷，绫（或缎）表现的亮光被洗去了，看起来就显得灰暗、陈旧。
广东造
“广东造”以绢本重设色人物为主，也有少数山水和花卉，大都是宋徽宗标题写在本幅上，揭开后画绢的背面为白色的，而且正面的墨迹一点也没有透过来。这是由于做假时胶矾用得太重所造成的。由于胶矾太重，绢丝变得毫无骨力，用手一碰就往下掉末。
北京后门造
“后门造”指的是北京地安门（俗称后门）一带伪造的假画，以清代“臣字款”画（清代宫廷如意馆书画家以及清代的某些官僚，在他们为皇帝创作或临摹的书画作品上，所署名款的上边均写有“臣”字，一般人称之为“臣字款”书画）为主。
“后门造”的水平比较低下，画法很少变化，伪造的清宫收藏印章往往是漫无规律地乱打一气。
扬州皮匠刀
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江苏扬州地区有人专做石涛的假画，山水花卉各种题材都有，画的风格比较奔放，字体的面貌特殊，字的撇与捺像是皮匠刀的形式，一般人称这种字体为“皮匠刀”。“皮匠刀”做假的技巧低下，不论画或字都是固定的路子，变化很少。
上海书画做假小集团
解放前，上海有个做假书画的小集团，专做有著录的假画。他们有绘画、写字、刻英装裱等分工，所做出的假画与原作极为相似，即便放在一起，也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第四节 代笔书画
代笔书画是个特别复杂的问题。过去有许多画家以卖画为生，他本来只能画山水，而买者要求他画花鸟，有的画家只能画花鸟，而买者却要他画人物，由于种种原因，画家又不好说不会画，只好请别人代画，这样就出现了有些画是画家本人画一部分，别人画一部分，但款是本人写的；有些画是完全由别人代画的，但款是画家自己落的这样一种情况。
代笔书画同完全做假的书画还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书法虽然是别人代写的，不是本人亲笔，却是经过本人同意了的，印章也全是真的。有些绘画虽然别人画了一部分或画了全部，但款或印却是本人书写或钤盖的。这样一类东西可以说是半真半假，虽次于真迹一等，但同完全作伪相比毕竟有所不同。
第三章 书画鉴定的全过程及注意事项
元代柯九思《清秘阁墨竹》轴
这幅画是柯九思为倪瓒画的，“清秘阁”是倪瓒的斋号。该画款云：“至元后戊寅十二月十三日留清秘阁因作此卷，丹丘生题”。下钤“柯氏敬仲” 朱文方印，四角均有柯九思印记，左上角为“敬仲画颖朱文方印，左下角为“锡训堂章”白文方英右上角为“ 奎章阁鉴书博士”白文方印，右下角为“训忠之家”白文方樱这幅画上柯九思的印章就有五方，这在他的其它作品上是少见的。此画的右中下部有倪瓒的收藏印两方：“倪瓒之颖白白文方英“经？斋”朱文方樱从画竹的风格来看，具有浓厚的元人气息，竹本挺拔而又含蓄，竹叶先用淡墨而后用浓墨，石头以圆形画成，完全是元代的风格。画上款字的书法字体与柯九思的其它作品上的字的写法相同。质地纸为精制的帘纹纸。
从流传过程来看，时代中期为项元汴所藏，钤有项氏印章三方；明末为归来（希之）所藏，钤有“希之”朱文方印；清代为卞永誉所藏，钤有卞氏“式古堂书画”等书藏印四方；后来为安岐（仪周）所藏，钤有“仪周鉴赏”白文长方印；再后为清官收藏，钤有乾隆五玺，并有乾隆题七律诗一首，最后为庞元流畅收藏，铃有庞氏收藏印一方。
这幅画从各方面来看，都没有使人怀疑的地方，而且流传有序。所以，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这件作品确系柯九思真迹。
《兰亭序摹本》神龙本
此卷题跋特别复杂，有部分记语题名是拼凑的，第一段题跋纸上北宋许将等人题名、第四段题跋纸上元代天历二年（公元一三二九年）无名氏、元统乙亥（公元一三三五年）吴彦辉（炳）题名，王守诚元代至正乙酉（公元一三四五年）、吴炳至正丁亥（公元一三四七年）题名一行都是由吴炳藏石本上剪下来拼凑上去的（吴炳藏石本见于明代朱存理《铁网珊瑚》卷一著录）。此卷上的南宋人永阳清叟和元人赵孟？二跋也系拼凑上去的。因为赵跋于元工元贞元年乙未（公元一二九五年），比郭跋于元代至元三十年葵已（公元一二九三年）恰恰晚了两年，由于赵跋连于南宋人跋纸上，所以反而居于郭之前了，何况更无项元汴之前的骑缝印，显而易见，拼凑上去的时间当在项氏收藏之前。除去这几段题跋纸外，此卷还有元代郭天锡、鲜于枢、邓文原，明代李廷相、文嘉、项元汴诸家的题跋记语，这些题跋记语均真，并且都是题这件作品的。
通过对这几件书画作品鉴定过程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书画的时代气息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是鉴定的主要依据，但其它各种辅证材料也不能忽视，有些辅证材料往往对书画的真伪起到一定的保证作用，尤其是在书画的时代气息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无法判明印证的情况下，往往就只能以各项辅证材料来做为鉴定真伪的依据了。
下面再来着重谈一谈书画家的个人风格问题。
有些书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因此他们的个人风格的发展、演变的全貌不易看清楚。还有些书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多，他们个人风格的发展、演变的全貌就能看得很清楚。如王？生于明代崇祯五年壬申（公元一六三二年），死于清代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公元一七一七年），活了八十六岁。他由十几岁开始学画到去世，艺术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四匀以前为早期，四十岁至六十岁为中期，六十岁至去世为晚期。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比较多，早中晚期作品的风格有所不同，早年多为是由法、继承、临摹古人的作品，中期的作品结合着前人的艺术传统但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晚期的作品大都呈现着自己独具的艺术面貌，也有少数是临摹古人的。不同时期不但画的风格不同，落款的书法字体和所用的印章也有不同。我们通常见到的是他三十岁以后的作品，三十岁以前的作品很少见到 。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王？《仿古山水》山水册，共八页，全都是仿宋元各家的，款云：“丙申九月为庶翁老词宗画于虞锦峰书屋，王？。”下钤“王石谷”朱文方樱款字的写法与他一般的作品不同，几方印也与我们通常见到的不同，如“又字石谷”椭圆朱文英“象文”白白文方英“石谷”朱文方英“王？私颖白文方印这几方印章，在我们所见过的现存王？的作品上还未见钤盖过，是比较少见的。款中的干支是丙申，王 ？二十五岁和八十五岁时都是丙申年，如果按八十五岁老年时的作品来看，就可能将它看成是伪品，如按早年二十五岁时的作品来看，则是符合规律的。但我们没有王？二十五岁左右画的其它作品可资比较。考王？二十五岁时正在王？处学画，所以他那时作画的笔法必然带有王？笔法的痕迹。这一本画册与王？中晚期作品的风格、技法都有不同，但却近似王？的笔法，技法虽不太好，但却很自然，字也落落大度，自然流畅，并不板滞拘束，是青年人写字的风格。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这本画册确系王？早年的作品。这就是有分析地、辩证地运用书画家个人风格进行鉴定的一个例子。
为了使初学者对书画鉴定获得更为全面的了解，我们对鉴定伪本书画也兴起几个实例。
清代郑燮《兰竹》轴
此图为纸本水墨兰竹，画左方石头空白处有“板桥”名款和“郑燮之颖朱文方印，左下方有赵之廉题语并印识。
我们认为这是一幅赝作，作伪者虽然把握住了郑燮画石头很少点苔的特点，全石头的画法平淡无力，没有层次感，因而缺乏浑厚凝重的气势。兰叶画得十分零乱，不合法度。竹叶的表现方法变化，画得杂乱无章，几乎成了一片墨团。郑燮是一个画兰竹石的专家，即便是漫不经心的应酬之作，也决不至于差到这个样子。“板桥”伪款虽力仿郑燮的字体字形，但仿得极不成功，连形似也没有做到，更不用说神似了。朱文“郑燮之颖篆刻十分生涩，当为翻刻的伪樱画幅右下所谓赵之廉的题语和印章，又都缺乏赵之廉收法和篆刻的浑厚刚劲的金石趣味，而在有些笔画上，却又使我们看出这段假的赵之廉题语，与“板桥”伪款均系一人所书。“赵之廉颖小方印与“郑燮之颖方印的印泥色泽相同，更证明这两方印几乎是同时钤盖的。
关于书画鉴定的全过程我们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们再提一提在书画鉴定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在鉴定书画时要防止主观片面性或个人的偏爱喜好。我们做鉴定工作是为全国人民保护古代文物服务，决不能有一丝一毫个人的偏爱观念。有了偏爱观念，鉴定时必然犯主观主义的毛病，不能正确的鉴别真伪。
第二，有些人对鉴定采取高标准，看一件书画必须要十全十美、毫无疑问时才认为是真迹，如果稍有变异不同，就认为是伪品。这种高标准往往容易将真迹看作是伪品。还有些人采取低标准，看一件作品，如果时代气息大体相似，没有明显的差异，就认为是真迹。这种低标准往往容易将伪作当成真迹。我们说，这两种标准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严肃认真地进行鉴定，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决不能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有些作品情况复杂，证据不够充分，一时还难以捉摸清楚，大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这时，不妨暂不 下结论，等以后发现了更多的材料时再作结论。
第三，无款的书画只有鉴定时代的问题。过去有些鉴赏收藏家，总是将时代晚的定为时代早的。无款的标为大名家款。我认为对这些问题应采取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果时代较早而且流传有序，则可维持原说，如果时代相差很远而且流传无序可查时，则必须加以纠正。
第四，有些书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较多，对新收他们的作品，要求不妨稍高一点，还有些书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和，对新收的作品，尽管浊代表作，也应特别注意收集保管。故宫博物院就是因为这种原因而将明代高廷礼《云思图》卷收集入藏起来的。高廷札在画史上比较著名，但我产一直未见过他的绘画作品，所以尽管《云思图》卷艺术水平并不太高，还是将它收集入藏了，因为作为研究这一画家的有关材料，它还是极为重要的。
第五，某些原有的旧装潢，是研究古代装潢形制的好资料。目前，宋元原裱的书画轴已经不太多了，但宋元原裱的手卷还能经常遇到。那些旧装潢上用的包首、缂丝、织绵、藏经纸引首、尾纸、轴头等等，也应作为重要文物保管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