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著录鉴定书画的真伪

前人对于看过或收藏过的书画，往往写成纪录，编为专书，这对鉴定书画真伪是很好的参考材料。但过去的收藏家不一定都有著录，如收藏名家项元汴、梁清标就没有著录传下来，而有的人收藏不多，或根本不是收藏家，却有著录行世。著录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的收藏，或称一家所藏，如安岐的《墨缘汇观》（其中有少数是记载他人所藏）、庞元济的《虚斋名画录》。各朝内府的收藏著录如赵佶的《宣和书画谱》、经《石渠宝笈》也属此类。另一类是经手或过目的著录，如郁逢庆的《书画忆》、吴其贞的《书画记》、顾复的《平生壮观》、吴升的《大观录》都属此类。撰者有的是经营书画生意的古玩商。

　　著录书的作者，多数在鉴定上下过一番工夫，虽然难免有误，但多数却是正确的。清代晚期，某些鉴藏家十分迷信著录，认为它是鉴定真伪的主要依据，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收藏家不管他有多高的眼力，终不免有局限性。赵佶的鉴定力要算很高了，可是有曾收入《宣和书谱》认为是真迹的古画，今天看来实际上也是摹本。

　　前代著录有不少是抄本，往往流传了很久才刊行，容易发生错误。颜真卿的《刘中使帖》（亦称《瀛州帖》），吴升《大观录》载明是“黄绵纸本”，但原件真迹是唐碧笺本。本来吴升眼力很高，不见得便是著录伪物，这或是记错。又如《平生壮观》画中误记印章处甚多，可能是追忆遗忘。著录书籍还多由于辗转传抄，发生脱误，甚至被后人妄改，因而不应将它作为唯一证据。

　　各种著录书撰者的水平、时代、地区、方法等都不相同，应当弄清楚每种著录的性质和特点，才能更好地利用它。平时应当常翻著录书，看熟了有好处。虽然初看时不容易记住，但时间久了，印象就深了。在鉴定某一件书画之前，更应当查看各家的著录，尽可能弄清楚与该件有关的一切情况，如它的流传经过如何，究竟是一本还是几本，题跋、印章、尺寸、装潢的情况又如何等等。使前人的纪录和实物作对比，能帮助我们对它作出比较合理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