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錾刻细腻、精美的金牌画，从各方面看都带有浓郁的契丹文化色彩，属于典型的辽画，而它的收藏者崔如琢先生却把它定位在了唐代，笔者认为这当是崔先生的鉴赏失误，故特作此文以证之。
首先，金牌画上的人物是典型的契丹人形象，与唐代人形象相去甚远。
在金牌画上共有１３个人，其中男子１２人，女子一人。服饰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主要符号，也是鉴定文物的重要依据。契丹族服饰与唐代服饰有几大不同点。一是髡发，所谓髡发就是把头顶中心部位的头发剃去，其中又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只在两耳的前上部各留一撮头发，发捎下垂至两肩处，其他部位的头发全部剃光；第二种是只留前额至两耳上部的头发，并中分梳向两耳后部，然后下垂至肩；还有一种是前额留一排短发，两耳前上部各蓄一撮长发，其他部位剃光，几种发式在库伦、庆陵、张家口以及敖汉旗的诸多辽墓壁画中、五代契丹画家胡环所绘《卓歇图》北京故宫藏、《出猎图》台北故宫藏上都有所反映图二。金牌画上所有男子的发式正属于第一种，而唐代男子则是蓄发梳髻。左衽也是契丹服饰的一大特点，即衣襟向左勉压图三，这是契丹族的服制，《辽史·仪卫志》对此有所记载，而金画上女主人所穿锦袍即为左衽，它与汉族服饰的右衽正好相反。金画中女主人头上的帽子也很有民族特色及时代特点，这种帽名曰“瓜拉帽”，又称“罩刺帽”，是典型的契丹帽，除金牌画外，我们只有在辽代艺术品中才能看到这种帽子图四。而最能说明问题的当数金牌画中男子服装的穿着方式，我们注意到，画中所有男子都外穿圆领长袍，领中又露出一围立领，这种穿法在唐代的绘画作品中几乎是看不到的，唐代男子虽也穿圆领长袍，但圆领中是很少露出立领的图五，凡唐代绘画中出现露立领的，多为后世摹本，事实上，这种圆领中露出立领的穿着方式是五代以后才出现的。因此，从服装上分析，金牌画当是辽代契丹人形象，而不具备唐代特点。
其次，从生活用品上看，也为辽代文化的特点。
辽代契丹族以游牧为生，生活用品都比较简单、轻便，适合经常性的迁徙。自从大量吸收汉族文化以后，生活习俗也发生较大变化。金牌画上有矮几、高桌，前者是契丹人常用家具，后者是宋代以后新兴的家具。饮食用具也是如此，如几案上的马镫形壶，是典型的辽代器物，它是模仿契丹族传统的皮囊容器烧制的瓷器。就马镫形壶而言，有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和矮身环梁式等多种形式，金牌画上的马镫形壶当属扁身单孔式，是契丹族最喜欢的饮食用具之一图六。高桌上的莲花纹执壶和带盏托的莲花纹酒盏，与敖汉旗贝子府镇驿马吐辽墓出土的一套白瓷酒具敖汉旗博物馆藏十分相像，这种成套酒具在辽墓壁画中多有出现，也与中原同类器物不同。矮几上的果盘在敖汉旗四家子镇羊山出土的《备茶图》壁画中也可看到，而鸳鸯形壶也是典型的契丹饮具。动物形壶在契丹十分流行，赤峰、通辽等地出土过不少三彩动物形壶，赤峰市博物馆曾在赤峰市松山区征集到一件鸳鸯形三彩壶，与金牌画上的鸳鸯形壶形状相近。但是案上的大型酒罐却是汉族器物，说明契丹族在保持自己生活习俗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汉族的文化。
第三，金牌画上的车制也具有契丹族的特点。
中原地区和北方游牧民族都使用车辆，这是共同的。但是辽代车制不仅使用大轮木车，还使用骆驼挽拉，这是与其游牧生活密切相关的。从考古上看，过去发现不少辽代契丹族的车辆冥器，如赤峰市博物馆、北京民俗博物馆、乌鲁木齐丝绸之路博物馆都有辽代木车，特别是北京民俗博物馆展出的骆驼拉车冥器，还有一个车夫，与金牌画上的骆驼车如出一辙。契丹族精于游牧，饲养马匹、骆驼，利用骆驼挽车是契丹族的交通文化特点之一。
通过以上对金牌画人物的服饰、生活器物和车制的分析，可以确信金牌画并不是唐代文物，而是辽代的遗物。为了深入的说明金牌画的年代，还可谈一下类似金牌画的来源。
２００４年夏天，笔者与一位爱好文物的朋友同在内蒙古某人的住处看到两张用金箔敲打的画，与崔如琢先生家藏的金牌画像若，只是这两幅金牌画篇幅更大一些，打制也更加精美。但就内容而言，彼此是相似的。在那两张金画的四角上也各有一孔，应该是钉在某种物品上的装饰画。人物形象也相差无几，但在那两张金牌画上，有的人物背负弓箭，或手持“打兔棒”，地上还有猎物，这是崔先生藏画上所没有的。当时由于那两张金牌画索价过高，当然不敢问津，不过对两幅画的一些情况却进行了简单的了解。据那位内蒙古人说，这两幅金牌画出自扎鲁特地区的辽墓，原来共有七、八张，是一件木箱上的装饰。这两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一些还在民间收藏。由此推想，崔先生的收藏也应该来自辽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