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府收藏历代法书名画，历经顺治、康熙、乾隆四朝，至嘉庆中，几乎集前代及清代官私收藏于一处，其搜罗之宏富，从清内府所编纂的两部大型书画著录书中可以见其规模。这两部大型著录书就是《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和三编。该两部书画著录书，自乾隆八年（1743年）十二月开始编纂，直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完成，前后耗时七十四年，全书总计二百五十五册，被称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的旷古巨著。全书编修定稿后，即指定专人以精整的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两套，分函加以保存。一套现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另一套现存台北。《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续、三编共收录历代书画万余件（套），除一部分清代顺、康、雍、乾及嘉庆诸帝的御笔书画之外，其他为晋、唐、五代、宋、元及明清时期书画名家之作。所收录书画，全部根据实物详加著录。每幅书画一经编就，便在本幅加盖清内府收藏印玺。两书及每编著录的书画钤印略有区别，《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书画钤盖“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石渠宝笈”、“三稀堂精鉴玺”、“宜子孙”五玺，并钤盖该件书画储藏处所印，如“乾清宫鉴藏宝”、“养心殿鉴藏宝”等，俗称“殿座”，加在一起称“乾隆六玺”；著录于《秘殿珠林》初编的是有关宗教题材的书画，所钤鉴藏印玺无“石渠宝笈”印，而钤“秘殿珠林”印，其他与《石渠宝笈》妆编同；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的书画，除前述诸印玺一应俱全外，又加钤“石渠定鉴”（或“石渠继鉴”）、“宝笈重编”二印玺，“殿座”则有时改钤某某宫、殿“续入石渠宝笈”，俗称“乾隆七玺”或“乾隆八玺”；著录于《秘殿珠林》续编的书画，则加钤“秘殿新编”、“珠林重定”二印玺，亦称“乾隆七玺”或“乾隆八玺”；著录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的书画，则无《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石渠继鉴》以及“读编”等印玺，而钤“宝笈三编”或《珠林三编》。二书的《三编》中所著录的书画，若是嘉庆年间编入的来龙去脉和流传经过，或赞扬作者的人品、艺品，或对该件作品的收藏者进行夸耀。也有对该件作品有异见而在题跋中对其真伪问题加以回避的，只有极少数题跋对该件作品的真伪婉转提出异议的。
他人题跋，特别是与某件书画作品的作者同时代的亲友或历代著名鉴藏家的题跋，可以作为鉴定某件书画作品真伪的佐证，尤其是原书画作者未署本款和印记的情况下，他人题跋特别是亲朋师友的题跋就成了判定某件书画作品真伪和时代的重要依据。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作为作者的近亲和师友、弟子或有丰富经验的鉴定家和大收藏家的题跋最具有参考价值，但一定要注意制造假题跋和拼凑挪移等问题即对真迹进行改头换面、偷梁换柱。如伪作配真题跋，假题跋配真迹， 真假题跋混杂配于一件真迹或赝品之中，或摹临仿造大名家之作，配上全部伪名家题跋等等。所谓改头换面、偷梁换柱等作伪书画，就是将一件作品真迹画心或字心抽去，换上摹本或临仿本，而其题跋不动。鉴定者如果只注意他人题跋的真迹而不仔细考察画心、字心的真伪，就可能受骗上当。如果属于偷梁换柱的大名家作品，盲目相信名家题跋而不考察画心、字心的真伪并以重金购入，就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如某博物馆五十年代收购进一幅元代名家的山水画，该画经名家收藏和题跋，原为真迹，后转为另一家收藏后，原作被偷梁换柱，将画心倒去，换成临摹品，边题保留原题未动，该画被某博物馆购买后才发现受骗上当。
又如前些年轰动海内外的关于张大千仿石溪山水的一场诉讼说明，只注意名家题跋而忽略画心真伪的考察而出了问题。拍卖者以高价上拍，竞拍者斥资百万竞拍到手，遂后发现画心有问题而要求退货，拍家因拒绝退货而引起诉讼，最后官司打到高等法院，高法委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招集全国书画鉴定家会诊，确定为赝品而了结此案。
此外，名家题跋假字画也是屡见不鲜的，其中的原因很多：一些收藏家或书画收藏爱好者，总希望自己的收藏是真迹，并且能得到著名鉴定家的认可，还请题跋；而鉴定家即使鉴定出某件是伪品，也不便直说其伪，为了不使收藏者扫兴，只题一些不着边际、不涉及真伪的诗文加以应酬。
再者，即使是卓有经验的鉴定家也承认，在书画鉴定中不可能百分百的准确，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鉴定经验越丰富，失误相对要少一些，因此，名家题跋过的书画作品中有赝品并不奇怪。当然，其中也不排除违心作题的，明明知道是伪，偏偏题为“真迹”，其中可能还存在难以言明的原因。但如果自恃为书画鉴定家，而对书画的真伪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有误的某些名家，不论真伪请题就题，一概题为真迹，那就另当别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