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张大千这样高水平的伪作，我们应是引以为自豪的，因为中国传统字画的教育历来采取师带徒的方式，学画时临摹前人和老师的作品是惟一的途径，而要检验学生传统功力是否深厚，一般要看学生仿前人和老师作品是否像。同样，学生往往也以仿得像为荣。今天海内外不少著名老收藏家仍收藏着张大千仿石涛、八大的作品，这些博物馆并没有因为是张大千仿的而将它们逐出博物馆。齐白石晚年由于眼力不济，凡遇画草虫类的作品，一般都由弟子代笔，然后自己题跋落款。同样吴昌硕生前声名远扬，晚年求画者甚多，忙不过来时，花卉就请他的弟子赵子云代笔，山水、人物请王一亭代笔，然后自己落款，这类作品在市场上一般也视作真迹。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艺术品拍卖的兴起，中国名家字画的价格扶摇直上，像明清书画大家的作品在市场上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元。同时，一些古代名家的赝品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追捧。如2000年上海朵云轩拍卖会上，宋赵伯驹（款）的《荷塘消夏》估价40万至60万元，上拍时，从30万元起拍，最后在212万元的价位一锤定音。如果加上佣金，估价233万元，高出估价4倍。另一件元王振鹏（款）的《货郎图》估价50万至80万元，成交价为78.1万元。
“假画”为什么能卖高价？这里除了有社会上以“假大名”冒充“真大名”的商业炒作原因外，也有赝品所蕴含的艺术价值的自身的因素。民国时有这样一件事：一次老画家陈半丁请客，张大千、靳伯声在场，陈半丁拿出一幅石涛的山水画轴请大家欣赏，并介绍说：“大涤子（石涛的号）这幅画是件稀作品。”张大千说：“过奖！过奖！这是我画的咧！”此事说明，赝品不等于庸品或劣品，有时高手的仿作甚至超过其摹仿对象的水平。
而从投资的角度看，最有投资潜力的假画当属名家仿名家的“精品赝作”。历史上，名家仿名家，代有其人。如清初王石谷仿元代高明的画、明人周臣为唐寅代笔、近人张大千仿、清人石涛、大千门人何海霞仿其师之作……这些绝非平庸之非所能及。当代大师黄永玉曾写过《鬼手何海霞》一文。之所以称何为鬼手，是指何海霞仿老师张大千之画，达到乱真的程度，使黄永玉再不敢轻易从市场上买张大千的画。为什么呢？因为画家兼鉴赏家的黄永玉也吃不准哪幅是张大千的原作，哪幅出自何海韦之手？这样的假画本身即堪上品，怎说无收藏价值？
具有投资潜力的“假画”除了“名家仿名家”之作外，还有大量来自旧时代高手仿名家的那些“假大名”之精品。所谓“假大名”精品，多数出自清代和民国年间。这些假画的出笼虽意在作伪牟利，却有相当一部分技巧高超，非一般俗手可及，且为旧裱，装裱考究，近年来亦显现出特有的收藏价值。2000年春天，天津市文物公司推出三件“假大名”精品参加拍卖，均拍出了好价钱，一件是清仿赵令穰设色绢本手卷《百鸟朝凤》，卖价1.6万元；一件清仿仇英设色绢本手卷《璇玑图》，卖价8万元；还有一件是清代赵雍设色绢本手卷《群仙献寿》，卖价5万元。三件假画之所以有卖点，关键是精。据行家预测，这种清代民国高手仿大名头的精心之作，极具升值潜力。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称“假”画，主要是指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至于今日以高科技产品进行临摹的专业化、集团化的作伪以及假借收藏家的名声，利用著录作伪的新型赝品，则不但毫无收藏价值，而且只能扰乱文玩市场，贻害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