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大致是按照石器时代、铜器时代 、铁器时代 、电器（气）时代……的顺序构成的，这一理论最先由丹麦的汤姆逊提出，经过他的学生沃尔赛完善后，成为了西方文化学的“经典理论”，然而，这一“经典理论”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使得诸多专家们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有着无比灿烂的玉雕艺术和玉器文明，它们以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和中原的龙山文化为代表，构成了一个环东南沿海的月牙带。大量的物质遗存足以证明玉器在当时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不但渗透到当时的各个领域而且存世长达千年之久，其制作工艺之精良，制作水平之高超，“早已超越了新石器时代的定义，又远远落后于青铜器时代 ”。因此，有的学者把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玉器时代”。那么，为什么把它称为“中国玉器时代”呢？
首先是玉器的大量遗存。材料证明，当时的玉器使用已非常普遍，代表军事武器的有玉斧、玉钺、玉刀等，是统治者拥有权力的象征；代表祭祀礼仪性质的有玉璧、玉琮、玉瑛、玉璋……它们是伴随巫术盛行而产生的伴生物，是通神的工具，也是祈求上天保护的精神寄托。除这两种以外，农业工具和实用玉器也占了相当的比例，玉铲、玉锛、玉锥形饰、玉带钩、玉纺轮、不胜枚举，形式繁多。再除此之外也还有大量的肖生艺术品、玉佩饰、玉敛葬器和各种不知名器。以上所举也仅指建国以后的出土器物，尚有大量精品散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其具体数目已难以统计。
其次，便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玉雕艺术。以良渚文化在大批琮、壁、璜、杖、冠等玉器上刻划神人兽面纹为例，它们的表现手法均大小相同。具体地说，仅在指甲盖那么大的徽铭上，用浅浮雕和细阴线两种方法刻划出极其复杂的形象，并且琢纹一般宽0.2—0.9毫米，刻纹宽0.1—0.2最细的仅有0.7丝米！在那个尚未进入文明社会的原始社会，用粗陋的工具琢制出如此精美的花纹，不能不说是一奇迹！
由上可知，中国的发展史上确实有一段不同于别国的发展时期，它们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器时代早期之间，具体说就是在距今5000—4000年间。许多专家承认这是一个“铜石并用时代”，实际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迄今没有发现铜制品的报导。1986年，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先生提出了“玉琮时代”的观点，曾一度引起轩然大波。其后，试述中国玉器时代 的文章屡见报端。1991年，曲石先生的论文集《中国玉器时代 》付梓出版；1997年，牟永抗的论文《试论中国玉器时代》发表；同年，在"中国·良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中，美国汉密尔顿大学江伊莉，中山大学曾骐和深圳市场博物馆史红蔚都曾提及甚至专门论述，亦引起阵阵漪涟，“玉器时代”的问题似乎已成为玉器专家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当然，由于出土资料的不完整性，许多的论据难以服人，很多的学者也中肯定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因为不可能普遍用玉器作为伐木和挖土的工具，更难以据此推导出一个……‘玉器时代’来”、“并没有普及到生产领域中，因此很难将其作为一种划分时代的标准。”……
目前，学术界、考古界、收藏界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在这个话题上，荐者有之，誉者有之、疑者更有之。先民留下的千古谜团一旦破解，必将引起世人震惊。
但无论专家们如何争论，目前收藏三代以前的古玉风气已经形成了继宋、清之后的第三次高潮，由于文献的短缺和资料的匮乏，把握一些鉴定要点，还是必要的。
１、器形 这是鉴定历代古玉的必参项目，在鉴定器形单纯，变化单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更显得重要。比如图中的桥形璜，只有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的大溪文化中有少量出土，如果卖方一定说是山东带来准备出手的，那就应仔细考虑了。
２、玉质 大约从夏商开始，新疆和阗玉进入中原并逐步成为主流。在此之前的先民大多是就地取材的，各地方不同的玉材也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但毕竟由于年代久远，许多的玉矿已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湮没不可寻了。作假者当然也很注意这一点，往往利用近似的玉料加以伪制。所以，多看博物馆的实物和印刷精良的图册，也会受益匪浅。
３、工艺 这里的工艺包括磨制和纹饰两方面。除了良渚文化等廖廖可数的几种典型纹饰外，许多的器物都是光素无纹的。它的磨制占了很大比重。例如作为佩饰的玉璜，一般把孔打在璜的两端，如果遇到在中央打孔的玉璜，那么就有两种大的可能：其一，这是周代以后的玉璜工艺。其二，伪制品。
４、沁色 沁色和地理位置、埋藏环境、葬具结构等有很大关系。例如葬具结构吧，北方的红山文化身份较高的死者制造石棺葬具，南方的良渚文化则多打造木质棺椁。石质棺具坚固耐用，历经数千年仍保存过完好，但由于石棺不严，细沙泥会随水渗入棺中，造成玉器泌色底面稍重一些。而木质棺椁则容易塌方或腐朽，因而造成埋藏玉器一面沁色较重，一面很轻，甚至无沁色。
以上几例，多是老生常谈，却无疑是鉴定古玉重点中的重点，新石器晚期的玉器，虽然远不及后代玉器那么复杂，但却正处于玉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和人类文明起源的交织点。它并不神秘，却隽永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