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些早年出土的玉器，由于几经辗转流传，已经和传世品等同了，近年学者依据考古新发现的资料，选择出土地点和时代明确的标准器为尺度，找出一些传世古玉器与上述标准器在形制、花纹上的相似性，从而归纳出某些古玉的地域性，重新找出正确的时空地点，这种鉴定断代方法已为研究者所采用。各级博物馆和文物收藏单位，对玉器藏品都要进行断代、辨伪、建档和定级。考古学界、文博部门鉴别真伪古玉器并确定其年代归属，大致通过以下途径：
①掌握时代风尚和作品风格。
选择考古发掘品作为标准器，有助于解决传世品断代。在无发掘品可以对比时，就需长期累积目鉴经验，掌握玉器各个时代的风格和发展演变脉络。辨明某种器物产生的上限和被取代的下限，鉴定家鉴定年代时才会胸有成竹。例如商代动物形玉雕，能够运用写实和夸张等造型手法，并受到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制约，制造出很多杰出的作品，一般商墓出土佩玉多为扁平状的平浮雕，但发展到妇好墓，出土的是造型比较复杂的圆雕。西周动物形佩玉，多雕出动物的外轮廓，宛如剪影。春秋战国时期，扁平状动物佩玉大为减少，代之而兴的是成组佩玉。佩玉不但相互连属，有一定组合，而且讲究形象和色泽的对称。战国时期佩玉的纹饰日趋繁缛，线条多卷曲相连，与商周前期纹饰迥然不同。到了汉代，使用玉材经过严格挑选，质地温润，洁白无瑕。另外，封建统治者对传统的礼器重视程度减低，而以生前拥有的贵重的生活实用品和死后葬玉的多寡，来衡量他们社会地位的尊卑高下。战国两汉盛行的谷纹、蒲纹，在汉以后全部消失，到北宋后期仿古之风兴起时才重新出现。上述例证说明，随着时代风尚的变化，玉器制作都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②从工艺上着眼。
因雕工与工具及工匠的师承习惯有关，最易于无意中透露出时代风格。如：新石器时代玉璧、玉琮，孔为两面钻，对接处微有偏移，形成台痕，这时期玉器上的钻孔，孔外径大，越往里边直径越小。同时，器表面留下绳锯加工时在两边下垂的弧线痕；商代则为金属直锯加工留下的直线痕。红山文化玉器表面喜用磨薄边缘，中心打洼的加工手法。商代多用双钩隐起的阳线装饰细部，线条顺随造形的曲度弯转。西周玉雕形成一面坡的独特作法。战国玉器琢玉工具有较大改进，玉器表面磨出玻璃光泽，而且显得锋芒毕露。汉玉纹饰中有细如发丝的阴刻线，习称“游丝刻”，并在玉兽，玉鸟某些部位上饰有细阴刻短平线，这是汉玉中极有时代特征的制作技巧。宋、辽、金之玉雕中常见一种深层立体镂雕手法，用此类手法制作的玉器有玉佩、炉鼎等。到了明代，改深层立体镂雕为上下不同图案的双层镂雕，如玉带饰。明代雕琢立形器物，对侧面、内膛、底足不甚注意。清代则平整规矩，作工考究，一丝不苟。
③与同时代其他工艺品对比。
时代风格贯穿到同时期各个工艺部门，相互之间存在借鉴、交流、吸收、融合的地方很多。商代玉器多有象征性和装饰性的图案，与青铜器工艺基本一致。西周玉器上的鸟纹，往往高冠、喙嘴，长尾上卷，与青铜器上的鸟纹如出一辙。春秋时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兽面纹玉饰，上边所饰近似窃曲纹，与同墓所出蟠螭纹壶上的窃曲纹雷同。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春秋时代的玉牌饰，周身满蟠虺纹，与同出的荐鬲器身上的纹饰几乎没有差别。汉代游丝刻在同时期线刻画像石中可以找到相同之处。唐代玉器被人们称之为形神兼备，雕塑感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是唐代绘画、雕塑影响所致。这时期玉器造形、纹饰与同时期的金银器也有密切关系。宋代玉器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本身形体又趋向图案化，与当时画院画风不无关系。元、明、清玉器除了受文人画影响之外，其中明代的分层镂雕，又与织锦、雕漆的风格近似。
④从文献中求得补证。
例如研究汉代从葬玉衣，从其渊源，春秋战国时代的缀玉面幕，发展到两汉的金镂玉衣，银镂玉衣，铜镂玉衣，直至玉衣的消亡，魏文帝禁止“珠襦玉匣”从葬，都找到了文献依据，从而对玉衣的断代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汉代的玉具剑、玉刚卯亦见诸文献，唐代始流行玉带板，史载唐高祖曾将于阗新进贡的十三銙玉带赐李靖，因此对上述的玉饰品出现的年代有了界定。辽、金时代“春水玉”、“秋山玉”研究和断代，都从文献上得到了确凿的印证。“春水玉”所指为鹘(海东青）捉鹅(天鹅）图案的玉器。“秋山玉”所指为山林虎鹿题材的玉器，前者与辽史记载的辽帝行至“春捺钵”“鸭子河泺”进行狩猎活动情景相吻合，后者与辽史记载“秋捺钵”活动相一致。金人依契丹旧制，金史上称前述题材的玉器为“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和“秋山之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