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申（１９９２年）之秋，余在苏州人民路吉由巷口一古玩店获见一书画小册子。该册系经摺式全纸裱原装，内容除首开为画迹外，其余约十开皆为书迹，有如“潘钟瑞（１８２３—１８９０，字生，号瘦羊，别署香禅居士，苏州人。擅书，精于金石考证，著有《奉思录》、《虎阜石刻仅存录》、《苏台麋鹿记》等）、潘志万（字硕庭，号笏庵，苏州人。清诸生，继承其父介繁〈１８２９—１８９３〉‘桐西书屋’藏书，增益甚多，尤富碑版。工书，尤精金石考证，著有《金石补编》等）”诸家墨迹。所见一图画“重峦峭壁，中开一洞，薛萝覆之，（有一翁）已趺坐其间，如老僧入定状。”画系墨笔，画笔纯熟，结构疏密有致，饶有意趣。款署“棱伽山民革享翁”，钤“偶然”白文印。余因当时不知“棱伽山民革享翁”姓名，遂向店主请教。告称“棱伽山民，乃乾隆时苏州人顾大昌。”余闻之愕然，复询何以知之。答道：“倘若不信，可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笔者按：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以下简称《辞典》）Ｐ１５３２记载：顾大昌（清）字子长，自号 （通“棱”）伽山民，江苏苏州人。工画山水，纯用古法，取径极高，一洗时下肤浅之习。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尝写李德裕见客图。《寒松阁谈艺琐录》然而，余按所见册子的纸本，和书画的墨色、气息等来看，该册子中的书、画应该同是清季同治、光绪年间人的手笔，与“乾隆时”无涉。但因《辞典》既有记载，又商家为赢利多好“说近为古”，故亦无可与之论辩，只能存疑待考。
二、顾大昌与顾曾寿
由于《辞典》记载：“顾大昌，字子长，自号楞伽山民，江苏苏州人。”遂想起徐邦达先生《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第１版）中有《刘泳之生卒年岁考订》一文，其中述及：“棱伽山民顾子和，是泳之的弟子，撰有《归实斋画计》一篇，都是记录刘氏遗作题语。曾见手稿于苏州文管会”。况且徐文尚援引顾子长《归实斋画计》文字一则，其中略谓：“刘先师泳之……嘉庆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生，……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以毁卒，年三十九岁。”由此可见，顾子长（大昌）的老师刘泳之（彦冲）生于１８０９年，卒在１８４７年，那么作为刘氏弟子的顾子长绝无可能在早其老师生年二十六年的“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尝写李德裕见客图”。据此可以想见此讹始必为《辞典》之误。为此，余又查检了《中国画家大辞典》（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２年３月根据神州国光社１９３４年８月版《中国画史人名大辞典》复印），见Ｐ７４７所载“顾大昌”词条内容同样出自《寒松阁谈艺琐录》（作者张鸣珂，１８２８—１９０８，浙江嘉兴人。号公东，又号寒松老人，室名寒松阁。咸丰拔贡。工词，嗜书画。著有《寒松阁词·诗集·谈艺琐录》、《说文佚字考》等。）而确无“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尝写李德裕见客图”一语。鉴于上述，“棱伽山民顾子长（大昌）”艺事活动的时间应该在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但其与“棱伽山民革享翁”是否为同一人？对此尚需再作考证。
经查检《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杨廷福，杨同甫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第一版），在４８８页见“棱伽山民顾曾寿”；５４６页见“棱伽山民顾大昌”。据此来看，别号“棱伽山民”者也许有二人，而“棱伽山民革享翁”颇有可能是“棱伽山民顾曾寿”的字号。但这一推度，只能有待从相关画迹或文献中获得材料后才能证实。
嗣后，余在“朵云轩近现代书画展销会”中获见《空谷幽香》扇片，画系双勾填色兰花，图端有以隶书题：“七芗有此本，因抚之。乙亥二月，棱伽山民”，名款下钤一“偶然”白文印。就该款题的字迹和“偶然”印章来看，该扇画与前所见“棱伽山民革享翁”画迹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再从扇画款题内容来考察，“七芗”，应是清嘉（庆）道（光）画家改琦（１７７３——１８２８，字伯蕴，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乙亥”，鉴于“七芗有此本，因抚之”应是清光绪元年，即１８７５年。由此可以证明“棱伽山民革享翁”应该与同册书家潘钟瑞、潘志万等为同时人，唯其姓名仍无法考得。
三、棱伽山民顾曾寿其人
在上述余曾推度“棱伽山民革享翁”颇有可能是“棱伽山民顾曾寿”的字号。这一推想终于在见到吴昌硕（俊卿，１８４４——１９２７）撰《顾曾寿传略》（原件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兹据沙匡世校注，吴昌硕《石交集校补》， 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３月第１版）一文后被证实。《顾传》全文如下：
棱伽山民姓顾氏，名曾寿，字革享翁，吴人。性孤介，余因顾茶村识之，盖其族也。能诗，工画。尝画重峦峭壁，中开一洞，薛萝覆之，已趺坐其间，如老僧入定状。凡为数幅，分赠知交。并以一幅自赠 ，题曰：“革享翁尝作小像赠师友，又为此以赠棱伽山民。山民者，山中之民，或曰非也，偏考乡会试录及秀才册纳粟簿皆无之，其姓名终不可得。有人于棱伽山见其题名，不知为何许人云。”复系以诗曰：“是人名仿佛，更或号依稀。体具三才列，心通大道微。东西南北路，得失死生机。贤圣与仙佛，勉旃共所希。”山民不乐家居，时在荒谷绝涧，或箕踞松石间。喜吐纳导引之术。体丰硕，自号肥猪。将卒，自为挽句云：“仙人一去如黄鹤，达者不必吊仓蝇。”盖好奇之士也。
从吴昌硕所撰顾氏传略中可知，余所见“棱伽山民革享翁”款画迹，乃顾曾寿“凡为数幅，分赠知交”画迹之一。又顾氏姓名、字号、籍贯、艺能等均已清楚。有关“棱伽山民革享翁”之姓名之所以鲜为人知，原因在于其“性孤介”，加上“山民者，山中之民，或曰非也，偏考乡会试录及秀才册纳粟簿皆无之，其姓名终不可得。”因而即使在当时“有人于棱伽山笔者按：棱伽山，亦称上方山。地处苏州城西南郊，今为国家森林公园。见其题名，不知为何许人云。”难怪其画迹流传至今，使人难知作者姓名，同时对其作品的年代也产生了混淆。
例如：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春季拍卖〈中国书画〉》（《图录》下册）中第１０５６标的“顾大昌（近代）《无量寿佛》”，并标注“１９２４年作设色纸本 立轴 款识：有仁义心得无量寿 甲子以后摹冬心翁本 棱伽山民 钤印：偶然（白），铁砚世家（朱），９５×４３ＣＭ约３．７平方尺 估价：４０００——６０００元（人民币）”。综观该图的画笔、款题字迹、用印，与前所见“棱伽山民革享翁”分赠 知交的自画像画迹，及《空谷幽香》扇片悉同。因此该拍品应是棱伽山民顾曾寿手笔无疑，而《图录》在标注文字中称之为“顾大昌（近代），１９２４年作”显然有误。究其错误的原因，想必由于查检《辞典》之故；再则对款题中“甲子以后摹冬心翁本”一语中“甲子以后”的误解。其实“甲子以后”应指“周甲（六十花甲）之后”，而非“岁次甲子年”。综上所述，所关棱伽山民顾曾寿艺事活动的时间，应该与吴昌硕的另一位石交师友潘钟瑞（１８２３——１８９０）相近，即活动在清道光末至光绪初年。
四、顾曾寿的书跋墨迹及姓名印
棱伽山民顾曾寿在书画上签署姓名、钤用姓名印章的作品至今尚未一见，仅在其经藏的《唐尹善 墓志》册（顾氏题签，钤“偶然”一印）墓志正文中见有三处钤“顾曾寿印”“顾曾寿”姓名印（均白文）。册尾有顾氏书跋一则，跋曰：“右尹善 墓志，字法冲和，得虞永兴笔意居多，为初唐人书之上品也。此本同治八年刘泖生赠予。棱伽山民（钤‘偶然’一印）”从这则书跋的内容中不仅可以反映顾曾寿于金石碑版的喜好，及其生活时间、交游（刘泖生，１８２７——１８７９，浙江江山人，名履芬，字彦清，号泖生，别署沤梦，室名紫藤花馆、古红梅阁。工诗词，有《沤梦词》、《古红梅阁遗集》。）等情况，而且由于书跋的字迹、用印与前所见画迹上的款题字迹、用印皆同，因此“顾曾寿印”、“顾曾寿”两印（《墓志》拓本上别有“江山刘履芬观”、“彦清珍秘”两鉴藏章），堪为考订“棱伽山民革享翁”姓名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