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恽寿平的《花卉册》，七十年代初，一次在观赏中，先生说：“其中有一开坏了，是我全补的，你们找找看。”我们几个毛头小子前后翻了两遍，竟不知在何处。于是先生指其一处说：“就在这里”。我们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才发现这里补了一大块，有一些花瓣和叶子是后加上去的。这件作品是故宫收进后，由杨文彬先生修复重裱，补纸和补画，与原作相接得天衣无缝，堪称“双绝”。由此可看到先生的临仿功力。特别是这件作品所缺失的部分，没有原作可供参考，不是一般的修补接笔。这需要对原作者有深入研究，熟悉其风格特点、用笔习惯，同时还要有熟炼技巧，方能作到心至笔随，如此完美。
工夫在鉴定之外
1978年我被选定做徐先生的助手。这是在“十年浩劫”之后拨乱反正，有组织有领导的安排。目的有二：一是抢救老专家的学术成果；另是以传、帮、带的形式培养业务接班人。先生早有这个想法，他要写一部《古书画过眼要录》以超古人。他认为今天鉴考古书画，比古人的条件要优越得多，理应比古人强。同时他也感觉到，从事古书画鉴定工作的人本来就很少，加上“文革”的耽误，后继乏人，需要有人来继承。书先生早已自己动手写作了，有关故宫的藏品部分，初稿已形成。其成果除了在院藏一级品档案中体现之外，就是1987年由湖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古书画过眼要录》第一册露出的冰山一角。先生所需要做的是，对全国各省市博物馆、文管会、文物商店等单位所收藏的古书画，作一次全面的考察，以充实丰富该书的内容。作为助手，除了陪同先生照顾其生活起居之外，主要是在鉴定观赏书画时作记录。这个项目得到了故宫博物院领导的积极支持，并拨出专门款项，列入年度计划。同时也得到了全国各兄弟单位的支持和帮助，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
记得1978年秋，我们一行三人到达山东济南，省博物馆的同志除了接待我们看馆藏书画之外，周日还派出车辆作陪同人员游览当地名胜风景，如大明湖、趵突泉、佛峪、龙洞等。龙洞在济南郊区，四面环山，峭壁陡立。有溶洞于峭壁上，蜿蜒如蛇行，时隐时现。于是我们拾级而登，沿着岩洞走了一遍。隐处幽暗，有人掏出废纸点燃，为先生导路。下来以后再到峪底，见山顶有亭，我们几个便想爬山。先生毕竟有了点年纪，有点力不从心，只好作罢。当我爬上山顶，正兴致勃勃地眺望四周山色，猛回头却见先生一人在谷底，背着双手，独自徘徊。心想我应该陪他一下。晚上回到旅馆，又见先生倚靠在床头，掏出小本在写什么，我便问写什么呢。先生把小本递过来，一看，原来在填词，写的是白天游览事。我顺便翻了翻小本的前面，密密麻麻，修修改改，全是诗词。我虽然也喜好诗词，但从未于此拜过师，用过心，但还能背得出一些古人名作。先生见我兴趣浓厚，回到北京之后，就把这首游龙洞的诗书写给了我。词为调寄《满庭芳》，照录於下：
岚合晴容，泉吟清韵，千寻层翠迷空。天开图画，绣出锦屏风。裂破云根土脉，何年事，潜卧痴龙。穿邃窟，初抛列炬，回看失前峰。
蒙蒙篁竹下，修蛇逦迤，佛峪还通。暂停车坐对，是处丹枫。仰看虚亭木末，心振荡，悬级难从。+岩外，风呼谷应，山客若为逢。
徐先生自1950年调到北京之后，一心一意扑在古书画的整理、研究和鉴考上，三十余年中，于书画创作几乎辍笔，故一时后辈多所不知。至于诗词，那就更少有人了解了。先生的诗词创作，或寄兴抒怀，或鉴古题画，偶亦涉及时事，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而情真意切，发乎性灵。然从未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也从不以此自许，纯粹是为了自娱，一时寄兴而已。故有些作品，无所掩锦，烂漫天真，完全可以见其个性。近些年来，稍见其自书作品，或见于展览，或见于选集，仅只其百一。
写作旧体诗词，在我们这一代前两辈人中，就以为是一件很难的事。它除了讲究平仄、对仗、音韵格律之外，还要讲究工稳、雅正、修辞、用典等，在这些要求达到标准以后，才是意境、情趣、个性、特色的创新。故毛泽东主席才说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的话来。但是我们也不妨反过来想，从古典诗词的写作，也可以看出一个人对传统文化的修养与造诣，特别是我们这些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人们。在文物界老一辈堪称大师级的人物中，除启功、张伯驹两先生于此道早已知名之外，还有张珩、朱家晋、王世襄先生亦是此中高手。
书画鉴定不只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去体会古人的用心，要懂得“鉴”，必须先懂得“赏”，“赏鉴”二字是不可分割开的。“赏”是在与古人对话，启功先生曾有诗赠我说：“赏会从来在赏音，古人相照比知心”，也讲的是与古人对话。古人的语言都留在字里行间，笔墨之内，这要会心才能读到。然而与古人对话，先要取得对话的资格。对于传统文化，若是一窍不通，或一知半解，连他们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都不懂，这又如何能对话？“鉴”非易事，“赏”亦更难，跟随徐先生等老一辈学习，这鉴定之外的功夫才是最难的啊！
长寿无秘诀
去年先生九十四岁生日，我和故宫研究室几位同事去他家看望祝贺。只见他坐在书案前，右手握笔，在翻看一本画册。见我们来了非常高兴，和往常一样，没有客套话，即招呼我过去指着画册图片说：“这张真好，头等。”又翻着另一页说：“这张有问题。”在画册的空白处有他做上的记号和最简单的评语，有的画上一个圆圈，有的则两个，有的则是一个叉。评语即一个“真”或“伪”字或“存疑”两字。语言和文字、符号的表达虽然十分简单，但在先生的脑海里，却是一篇篇的论文。因为这些画幅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有的先生还写过文章，有的虽未写过，但也不知多少次在头脑里打过转转。翻看这些画册，除了是一种精神享受之外，也是在重新审视再度检验自己的研究，并作出新的探索。
今年春节我去拜年，先生躺在卧室床上，但精神很好。我向拱手祝贺佳节，先生满面笑容，问：“你还住在皇史+罢”。其实我已搬出那里十余年了，可先生为什么还以为住在那里呢？这是因为他调到北京的时候，最初被安排在皇史+居住，对那里有深刻印象和怀念。这时徐夫人滕芳女士问他：“你今年多大啦？”先生说：“六十五。”徐夫人说：“杨新都六十五了，你还六十五，九十五，知道吗？”先生说：“哦，九十五啦！”其实先生说他六十五岁，是在开玩笑。但是先生做起事来，不记时日则是真的。
为了让先生安静地休息，我便告辞，先生把头抬起来说：“那我就不送了。”不意蹦出这么一句话来，这是先生从来没有过的，这仍然是在开玩笑。记得先生《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改订重印后送我一本，我请求签个名，先生提笔来问：“写什么称呼，写‘杨院长’？”我连忙说：“哪能这样写。”其实我这着急是多余的，他已在书的扉页写上了“杨新老弟存览”。这次说“不送”，也是明知而故意的。由此可见先生对待生活，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回到客厅，我问徐夫人：“先生这么健康长寿，有什么秘诀吗？”徐夫人不假思索地说：“他这个人哪，就是没心没肺。”可谓一语中的。所谓“没心没肺”，即是除了古书画研究鉴定、吟诗作画、写字读书之外，其他的事情好像都不在他心上。可是人都生活在社会中，有些事情你不去找人，别人却要找你，能不往心里去吗？例如历次政治运动，谁能不参加，尤其其像先生这样的人，多少都要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先生就被了出来，打入“牛鬼蛇神”队伍，受到批斗和陪斗。这场运动是没有什么章法的，说打就打，说揍就揍。先生瘦骨嶙峋，能经受得住吗？可是先生却逃过了这一劫，之所以能逃过这一劫，别无它，是其秉性“没心没肺”。对学术、书画之外的事他都不关心，“造反派”实在找不出可供批斗的言论资料，只有给他乱扣几顶帽子，喊几句口号。而你说什么，他就承认是什么。不像有的“黑帮”，批判一句，反驳一句，结果招来一顿拳脚。
记得下放到湖北咸“文化部五·七干校”时，从住地到湖中劳动，有一段很长路，特别是天雨道路泥泞，先生走得慢。往往我们已劳动了大半天，先生才走到地边。当他下到水田中放下耙头刚要劳作时，有人就高声喊着他名字叫站好，先是叫背“语录”，然后开始批判。可是批判者说不多少词，只好带领大家喊“打倒”的口号，一连喊了数声，先生也跟着喊打倒自己，就一声不吭站在那里等着。领着喊口号的也觉得没劲，只好叫一声“都干活吧”，这场地头批判会就结束了。久而久之，就也无人对此种批判感兴趣了。
照理说，“文化大革命”“触及灵魂”，对先生的冲击也算不小，他曾在小贩那里买一只梨子吃了，还被专门开了一个全连大会批判，说是支持资产阶级搞“自由化”云云。可是“文革”之后，我跟随先生那么些年，却从未听到过他提起过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好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似的。
徐夫人还告诉我，有一张被拍卖行卖出的张大千画，先生与谢稚柳先生的看法不一致，先生认为画心被换掉了，而谢公认为是原作，官司打了好几年，最后法院判定画作为伪品。有记者想采访先生被绝了，先生说：“谢公已经去世了，还提这事干什么？”
在生活中，先生并不是没有喜怒哀乐。我曾经见过他在“四人帮”跨台时写的几首七言绝句，笔锋犀利，直指江姚，那是有喜有怒。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会自己调整自已的情绪，将哀、怒很快忘记，把喜、乐留下享受。这也许是他从对古画鉴赏中获得的对人生的彻悟，一切都是“云烟过眼”，所以他把自己大部头巨著，叫做《过眼要录》。
先生的身体一向瘦弱，但素质好，在大难中也少病痛。在干校有一些年纪大的，如唐兰、罗福颐等先生，曾得到“优惠”，安排去放牛、看砖瓦等，而先生却一直下湖劳动，这也许对他的身体锻炼有好处。先生也不爱运动，但很会自己保养。我和先生去外地考察时同住一室，每晚他都自己按摩，然后静坐，眼睛看着对面墙壁。先生告诉我，这是在“转眸子”，锻炼眼睛。所以至今一般看书画和写字，他都不戴花镜。这使我想起黄庭坚颂赞郭熙画的两句诗：“熙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窗光。”又文征明九十岁仍作小楷。徐先生年龄比他们高寿，身体好，还要眼睛好，这是很难得的。“转眸子”大概是长寿中唯一的秘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