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玉器的历史
扬州的琢玉工艺源远流长，古籍《书经•禹贡篇》便有“雍州贡琳琅”、“扬州贡瑶琨”的记述，把扬州琢玉史追溯到4000年前的夏代。虽然《禹贡篇》中所指的扬州，当时地域宽广，为“天下九州”之—州．琢玉工艺所在地不一定在现代扬州地区内，但其历史渊源是可以证明的。1977年在场州蜀岗，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玉器等以及氏族公共墓葬60多处，证明在夏代时的扬州一带已有了玉器制作工艺。
汉代扬州的琢玉工艺，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49年以后，扬州出土的汉代文物较多。从出土的玉器中，可知扬州玉器到了汉代，由小件发展到中件，从一般的装饰品玉镯、玉环发展至观赏的玉蝶、玉璧、辟邪等。1980年在扬州西北高邮湖西的天山一号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玉瑗、王璧计三块，体积不一。大的直经为21．8厘米，正反两面均雕刻旋纹，为浅刻玉器，刻工精致，图纹典雅。玉瑗的直径为13.4厘米，雕刻图案亦为旋纹，它的雕刻风格很具地方特色。此墓是西汉武帝之子刘胥的墓葬。刘胥曾被封为广王，在位64年。这批玉器的出土，充分提供了扬州玉器在汉代的雕刻水平和发展情况。
唐代，由于千里运河的开凿、通航，位于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扬州．便成了国内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也自然成为当时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埠之一。其经济繁荣，百业兴旺，历史上曾有“江推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的记载。唐代的扬州琢玉，在当时手工业兴盛中有新的发展。一方面，贵族豪门用之于装饰楼阁建筑炫耀门庭，所谓“雕栏玉户”者是也。另一方面，在民间以小件玉器作为佩饰用品亦渐开风气，同时扬州玉器和琢玉技艺也陆续对外交流。天宝十二年（753年)，大明寺高憎鉴真从扬州东渡日本传教，就带有玉作、画师、雕檀、刺绣等185人之多，可见唐代扬州琢玉之盛。
宋、元、明时代，扬州玉器已向陈列品方面发展，花鸟、炉瓶等品种日见丰富，琢玉中的镂空、圆雕技法亦始于宋代。据清代人谢坤记述：他曾在场州康山江氏家，亲眼见过宋代扬州制作的玲珑玉塔。他在《春草堂集》著作中描写道：“宋制玲珑玉塔，塔玉雪白，绝无所谓饭绺瑕疵。高七寸。作七级，其制六面，面面有栏……塔顶有连环小索，系诸顶层六角，绝不紊乱，所言鬼斧神工莫能过是。”从这段生动的描绘中可以看到扬州玉器的镂空雕技巧及链条制作技巧，有很大的进展。元代，扬州玉器除了陈设用品愈见功夫外，当时的艺人已经开始应用天然子为材料，制作“山子雕”
现扬州博物馆藏有一件传为元末时的山子雕，是用白玉制作，表现类如“竹林七贤”故事题材，人物山林刻划简炼，简中有繁。可视为扬州山子雕的初期作品。明代．扬州玉器开始形成典雅秀丽的风格。扬州博物馆内保藏的明代中期制品《六角莲花玉壶》、《蟠螭白玉杯》等，造型优美，琢工精细，见者无不称道。至明代后期，扬州玉器的“山子雕”品种已格调一新,工艺技巧较前大为精进，给后来扬州制作大型玉山在繁难的技巧上做了准备。
扬州琢玉工艺发展到清代中叶，可以说诸品齐备，艺术水平空前提高，尤其是乾隆年间进人全盛时期，扬州成为全国玉材的主要集散地和玉器主产制作中心之一。两淮盐政除在建隆寺没有玉局，大量承划清朝宫廷各种大型陈设玉器外，每年还按岁例向朝廷进贡大量玉器。如：有名的白玉如意，用和田羊脂玉琢制，玉料洁白无瑕，凝腻如脂，造型精致典雅，被定为“扬州八贡”之一，每年都要大批送缴宫廷，供皇宫内院陈设或作为对臣下进行奖赏的“御品”。
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宫中重达千斤、万斤的近十件大型玉器多半出于扬州琢玉艺人之手。由此可见．清代扬州琢玉技巧和艺术水平之高，生产规模和作业能力之大，能工巧匠之多，实是前所未有。这些大型玉器的制作，成器后所表现出的庄重、质朴、浑厚的特色与扬州中、小件玉器典雅秀丽的特色成为鲜明的对照，这对以后扬州玉器兼有“南秀北雄”艺术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
进入20世纪50年代，扬州琢玉业开始复兴，成为现代中国玉器的主要产区。无论从品种门类上，还是技术实力上，在全国同行业中都名列前茅，多次荣获国家质量奖的金、银杯和珍品奖。现在，扬州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名，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及工艺美术名人15名，高级工艺美术师等专业技术人员72名。几十年来，扬州玉器精品迭出，优秀作品层出不穷，保留了传统玉器圆润浑朴的风格，并以典雅灵秀见长，无愧为现代中国玉器的优秀代表。
杨州玉器与和田玉
纵观扬州玉器的历史，是与和田玉有着十分亲密的姻缘关系，是以和田玉为主要原料制作出一件件珍品而著称于世、享誉海内外的。人称“和田玉，扬州工”一点不假，“买白玉(产品)到扬州”不为之过。1996年，扬州玉器厂为纪念建厂四十周年而举办的“扬州玉器精品展”，展出的几百件精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新疆和田玉作品。大至吨余的青白玉山子《汉柏图》，小至玩饰件，令人目不暇接．在全国引为轰动。一件重达百余斤的羊脂白玉《螳螂白菜》，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江春源构思设计，其白菜翻卷折叠，生动白然；螳螂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给人以一种旺盛的生命力。此件珍品已被江苏省爱涛艺术馆收藏，成为该艺术馆珍藏品中的“龙眼”。
我们再追溯到古代扬州玉器，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青白玉山《大禹治水图》等6件大型玉器，其材均取自和田玉，由扬州琢制而成：
《大禹治水图》玉山，为新疆密尔岱（喀什）山所产青白玉，重约一万零七百多斤，做成后高224厘米，为世界和田玉玉器之王。据考证，从采玉到制成，共用十余年时间，其中在扬州琢制为时六年，用工达15万个，耗费白银一万五千余两。这件玉山构图宏伟，气势磅礴，人物山水风景如画，堪称稀世珍品，是中国玉器的象征。
《秋山行旅图》玉山，玉料产自和田，成器后重一千多斤。玉山高130厘米，最宽处74厘米．最厚处20厘米，前后用工三万，总计费时五年。这件玉山玉质洁白，中间杂有淡黄色斑，内含石性，通体重绺，犹如冰裂。作品充分利用玉料特点，量材施艺，琢出深秋山林景象，配以登山行旅，使玉料特点题材内容融为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乾隆帝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和三十九年(1774年)先后两次为之赋诗赞赏。
《会昌九老图》玉山重1648斤，通座高145厘米．最宽处90厘米，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于扬州琢制完成。作品运用多种雕刻技法，层次清晰，情景交融。次年正月．乾隆御制七言诗
一首，命玉工镌刻其上。
另外，玉山《丹台春晓》、青玉《云龙玉瓮》、《海马》等，这些巨型玉器的琢制成功，既标志着扬州玉器发展到清代娴熟的雕琢技巧和高超的艺术造诣，又反映了和田玉在中国玉器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可想而知，在那个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年代，将原材料从新疆和田运至北京再至扬州是很艰难的。据清代黎谦“瓮玉行”书中记述：“于田飞檄至京师，大车小车大小图，轴长三丈五尺咫，堑山守水湮泥涂。小乃百马力，次乃百十逾，就中瓮玉大第一，千蹄万引行踌躇，日行五里七八里，四轮生角千人扶。”此外，还有“由冰而拽运辇至京师”的描述。这样的运载方法和艰难的程度及费工费时之惊人，在古往今来的运输史上是罕见的，这不能不说是和田玉及和田人对中国玉器的一大贡献。凡是研究中国玉文化历史的专家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玉器史上辉煌篇章的。
历史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事隔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现代的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内、珍藏着现代扬州玉器的四件大型作品，其原料又都是来自新疆，分布在新疆四个主要的玉石矿区。
白玉山子《大千佛国图》，原料系一块重944斤的新疆和田白玉山流水，堪称羊脂白玉。像这样的白度、质地、体积、重量的新疆和田白玉可以讲，历史上前所未有。1983年，国家轻工业部行文指令扬州制作出一件稀世珍品。当年五月，原料安全运抵扬州后，经过慎重研究，反复推敲，从几十件稿样中筛选，最后定题“大千佛国图”。由工艺师钱磊、曹茂亭据以设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永顺领衔制作，历时8年时间，作品完成后高80厘米，宽80厘米，40厘米。刘海粟大师为作品题字《大干佛国图》。1990年被评为国家质量珍品金杯奖，同年运往北京，现收藏在中国工艺美术馆。
白玉《宝塔炉》，原料是新疆于田的优质白玉，呈粉皮青色。作品高86厘米、下部为稳重浑厚的三足元炉，上面是五层宝塔，层层镂空，每层塔门和窗扇式样互不雷同，塔顶部垂挂着八根共有128个细圈的玉链条，紧连在塔楼挺翘的飞檐上、翘角下是风铃，富有民族特色。1973年，全国第一次玉雕质量评比会在扬州召开，此作品被评为优秀作品，1985年被国家作为工艺美术珍品征集，收藏于中国工艺美术馆。
另外两件珍品一件是用新疆玛纳斯碧玉雕琢的玉山《聚珍图》，高120厘米，宽87厘米。重1500斤、作品将我国唐代的乐山大佛，大足大佛，北魏时期的山西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大佛等石窟艺术融合在一块玉石上，赵朴初先生题词《妙聚他山》。1986年此作品被评为国家质量珍品金杯奖，同年被证集，现藏于中国工艺美术馆。
另一件是白玉《五塔》，原料取自新疆且末，高140厘米，宽130厘米，一塔为主，五塔相连，互相辉映，呼应—体。线条多而不乱，纹饰繁而不碎，浑厚中见玲珑，刚健中见圆润，可谓气魄宏大，精美壮观。作品于1986年被国家作为工艺美术珍品征集，收藏于中国工艺美术馆。
溯源思今，扬州玉器与和田玉结下的不解之缘，是贯穿于中国玉器的发展史。特别是在当代，这种友谊与交往更为频繁，促进了两地经济的活跃和中国玉器事业的前进。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把扬州与和田列为经济合作的友好姐妹城市，在两地领导的关心下，扬州玉器厂与和田地区工艺美术公司合作成立了“和田——扬州玉雕联营厂”(即现在和田玉雕厂的前身)。在各方面的重视下，特别是程建中先生的领导努力下，工厂运转态势十分良好。1990年，江泽民总书记亲自视察了这个厂，高度赞扬了扬州人到和田办厂，为促进和田地方特色工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井欣然为工厂题词，留下永久的纪念。这是扬州人的骄傲，也是和田人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