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玉器
说道秦，不讲和氏璧说不过去。和氏璧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玉器，秦赵和氏璧之争可以看作两种玉文化的激烈冲突，故将罗列如下。
卞和的故事尽人皆知，他冒着生命危险所要保守的是对真玉的忠贞，各国对和氏璧的珍视主要是因为其上凝结的忠信仁义种种道德意义。秦昭王闻赵得和氏璧，派人致书赵惠文王愿以15城易璧，赵国蔺相如的第一个反应是：“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又责问秦王：“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１是典型的尚礼义的关东思维方式。在秦国方面，一开始就是打算以“空言求璧”的，秦王拿到璧之后“传以示美人及左右”，意甚轻慢，不过将之作为一件稀罕物罢了，远没有对这一玉文化精髓重器的应有尊重，所以面对蔺相如“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也”的指责也无言以对。后来秦王眼见得璧无望，倒也想得开，厚礼送相如，并说：“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20]。他不理解对于关东诸国来说，象和氏璧这样的玉宝重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守金玉之重”为人主之责，以之换土地倒也罢了，要是被骗去则大丢面子，是君辱臣死的严重事件，岂止“一璧之故”这样简单。不过和氏璧最后还是落在了强秦手里，始皇剖璧治“传国玉玺”，一代名器就此而毁。就结果而言秦人胜利了，但“完璧归赵”的故事传颂千古，文化的不朽使政治的短暂得失相形见绌。有的研究者指责蔺相如以一件珍宝而得罪强秦甚为不智，这是对当时文化背不够了解的缘故。
秦人的民族性格中，既有原始的戎文化因素，也有春秋战国时代华夏礼仪文化的影响，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商鞅变法之后的功利主义。约之以峻法，诱之以重利，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对于军国固然不失为富强之道，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则是灭项之灾。整体文化的外倾和个体的保守内倾成为国秦民族性格中的到一对矛盾，法家政治之下，人的个性是被压抑的，所以比赋个人品德的玉器是不能发展的。建阙于终南，立表于东海，铸巨型铜人，塑八千秦俑，张扬的是国家权力而不是艺术个性。关东则相反，整体文化是尚礼的，内倾的，但却强调人性，精美的佩玉无疑是个人品格的标榜与个性之张扬，所以才会有艺术上百花齐放和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秦人依靠军事上的胜利统一天下后感到的是文化上的巨大压力，焚书坑儒是秦文化对山东文化的激烈反抗。实际上早在商鞅变法之初就有人认识到这一问题，商鞅自己就认为以法家之术强国“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赵良更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劝谏商鞅[21]。果为赵良所言中，不仅商鞅身死家灭，强大势盛无以复加的秦帝国也存在不过数年即烟消云散。汉人总结秦人所失，弘扬山东先进的文化传统，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玉器艺术这一曲折经历充分显示了文化力量的强大。
汉代
汉代是我国大一统的封建盛世，强大的国力促使其手工业生产亦相当繁盛，玉器在当时也攀上了古代玉器发展前期的最高水平。
汉代玉器的材质主要是软玉。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遐迩闻名的“丝绸之路”，新疆和田美玉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进入中原，使得玉器制作业得到极大的物质保证，开创了和田玉主导后代玉器材质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改变了汉代以前玉器不少就地取材、使用当地较次玉材的境况，从而使得汉代玉器的质量有了根本提高。
汉代出现了玉衣、玉握、玉枕、玉 剑，此类玉剑有剑首、剑格、剑 心、剑 、佩玉中出现玉舞人、玉鹰、玉熊、玉仙人、骑马、玉避邪、玉玺英玉鸠首杖、“九窍”玉器（眼盖、鼻塞、耳塞、口含、肛门塞、生殖器塞）、仕女形在汉代佩玉俱多。玉雕动物在汉代也常见。汉代玉器写实，一反平面雕刻，代之以立体圆雕，雕琢手法突出的是“汉八刀”和双沟碾法（又称“游丝毛雕”）。“汉八刀”反映的汉代玉雕的简洁明快。
辟邪是传说中的神兽，汉代始流行于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前常有大型石刻辟邪守护，汉代玉器中也出现了辟邪形象。展品中的东汉青玉辟邪来自陕西宝鸡，它举首怒吼，挺胸突臀，两翼内合，前足直伸，后足直立，威武凶猛，似有拔天撼地的驱邪逐魅之气概，将大汉帝国气宇轩昂的一代精神本质表露无遗。
汉代 玉仙人奔马
白如凝脂的和田玉精心打造而成，它昂首张口，竖耳挺胸，飞翼扬鬃，四蹄高抬，踏云乘风遨游于太空之中，马背上骑一戴巾生翅的仙人，手持灵芝，似正欲追寻极乐的天国仙界，充满奇幻迷离的浪漫气息。汉代曾从西域大宛获得汗血马，据说日行千里，号称天马，而两汉羽化登仙观念弥漫，仙人骑天马正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的如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