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蔡京、李公麟等文人学士的辨伪结论正中造伪人下怀的话,那么明末文人高濂却触到了造伪者的痛处,他揭露了作伪者用近似古玉的玉材"如式琢成"伪器,他还指出伪造古玉者的致命弱点在于"钩碾不可拟古"。这是有的放矢的作法,也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至清嘉、咸时,陈性所著《玉纪》则是传统辨伪法的全面总结,但仍包含着不少的附会和谬误。此后,现代科学技术逐渐传入我国,旌阳吕美璟、武进刘心瑶各自都作了《玉纪补》,对陈性《玉纪》进行了补充和正误,唯有东官李凤公敢于对《玉纪》提出挑战,撰《玉纪正误》,以科学观点纠正其附会、破绽和伪妄之外。民国时期刘大同《古玉辨》对作伪术又作了比较全面的揭露,是传统古玉辨伪法的集大成之作,对我们研究清代和近代伪古玉制造术和辨伪法是大有裨益的,但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仍不能从旧说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