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雕工艺及所用材料

牙雕工艺是以象牙及其他动物的牙为材料雕刻的工艺品，其技法与竹、木雕刻大体相同，器物造形也以笔筒、臂搁、镇尺、笔架、屏风等为多。我国牙雕历史源远流长。原始社会时，人们就懂得利用骨、角、牙制成雕刻品，1959年在山东宁阳县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回旋纹透雕象牙梳”就是一例，是大汶口时期工艺品的精品。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发掘的兽面纹嵌松石象牙杯，可证实我国早在商代就有了负责象牙雕的专业奴隶，技艺已达很高水平。唐宋时期象牙制品已达较精美的程度，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鸟兽花卉纹镂牙尺，作者以纤巧的细刻，即浅雕手法刻绘尺面达到虚实分明、疏密相当，所刻花纹、鸟兽充满生机，富有活力，动静相合，精妙美观。明清时期，随着竹、木雕刻艺术的高度发展，以象牙为材料的牙雕工艺也相应普遍发展起来。由于与南亚、非洲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象牙原料也随之引进中国，以北京、扬州、广州为中心，我国各具特色的牙雕传统工艺得以发展。中国清代时期的象牙雕刻，作品种类繁多，小自扇骨、香熏、花插、笔筒，大至花卉盆景、山水人物、巨型龙舟、连幅围屏等。当时象牙、犀角雕刻和竹木、金石雕刻并没有严格的分工，许多工艺家对加工各种质地的材料得心应手，明代的鲍天成、濮仲谦，清代的尤通、尚均等，都是这样的多面手，所以明清牙雕更易于吸收他种雕刻技法的长处。清代的象牙雕刻有江南与广东两大流派。江南嘉定派的刻竹名家如封锡禄、封锡璋、封始岐、封如镐、施天璋等，都在造办处“牙作”当差。还有朱栻、顾继臣、叶鼎新、陆署明、李裔广、张丙文也是江南的象牙雕刻名匠。嘉定派竹刻艺人所雕牙器，与他们所制竹木逸品同样奇峭清新、气韵生动。广东派的牙雕匠师有陈祖章、屠魁胜、陈观泉、司徒胜、董兆、李爵禄、杨有庆、杨秀等人。广东派象牙雕刻以纤细精美为特征，故宫博物院所藏象牙灯、象牙席，据载都是广东制品。象牙灯的构件除精雕细刻成小网眼，灯上并有茜色象牙图案装饰。象牙席是先用特制工具做出象牙丝，然后编织而成。从这两件典型广东象牙制器来看，可以知道故宫博物院所藏象牙镂空花篮、象牙镂雕万年青香囊、象牙镂雕大吉葫芦式花熏、象牙丝编织纨扇一类器物都应属于广东派的作品。清代的象牙雕刻和其他工艺美术作品的发展一样，在雍正、乾隆时期发展到了高峰。

角雕所用材料主要为犀牛之角。犀牛是世界稀有动物，产于亚洲的东南及非洲一些国家。犀角是一种十分珍贵的兽角，有较粗的直线纹，角的顶端有小砂眼，近似蜂窝状。犀角呈圆锥形，稍有弯曲，长短不等，在十五至三十厘米之间。表面为乌黑色，内中渐浅，为灰褐色，也有浅灰黄色。犀角为珍贵药材，性寒、味苦酸咸，是消热、镇惊、止血、滋补的良药。因此，早在汉代人们就有犀角制成器皿饮酒、喝水以强身祛病。由于犀角得之不易，受到历朝政府的控制，甚至犀角制成的饰物都成为等级尊卑的标志。因此，犀角雕刻未得普遍流传，亦未形成一种专门的工艺美术专业，多由竹、木、牙雕刻艺人兼工。文献记载中，只有明人鲍天成为专治犀角的名匠。此外，明人濮仲谦、明末清初人尤通除精于竹、木、牙、玉石雕刻，在犀角制作上也颇负盛名。明清两代是犀角雕刻高度发展的时期，主要集中在苏州、扬州、南京、杭州、广州等地区。清代宫廷大约自雍正朝起开始制作犀角器，至乾隆朝达到鼎盛。清宫廷犀角来源于越南、南掌（在今老挝境内）、暹罗（今泰国）等国进献的礼物和各地督抚的贡品。犀角器因受形状的限制除以整角制成酒杯外，尚有盅、碗、钵、洗、盒、鼎、炉、瓶、笔山、笔架、花篮、盆景、扳指、嵌件以及供欣赏陈设用的人物、动物等雕刻。相传用犀角杯饮酒可清热解毒，所以，它便成为犀角杯的主要器型。清廷犀角器也以犀角杯为多，大致可分为：一、花形杯。杯雕成花朵和荷叶状，以其枝梗苞叶做把或座，有的用广角制成长过尺余的枝梗，中心穿孔后将其变曲至杯口，以供吸酒用，但不能立稳，酌酒后非饮毕不能离手。二、山水杯。杯外雕刻重峦叠嶂、丛林枯木、溪流瀑布、缭绕烟云，文人雅士怡乐自得。三、人物杯。杯外雕刻狩猎图、西园雅集、仙人乘槎、八仙祝寿等题材。四、仿古杯。取青铜爵、匜之形，呈椭圆口，窄边作流，宽边作把，口外饰回纹或勾连纹带，身部饰平凸或隐起的饕餮纹，三足或圆足。装饰复杂的是仿汉螭酒杯，在仿古彝中雕刻蟠屈翻转的螭虎，最多的达十二足。以上四种犀角杯的图案装饰均用阴线、阳线、平凸、隐起、起突和镂空等雕法。镂空一般用于把手，雕成枝梗或松树和杂树的枝干。仿古杯镂空把手有时雕龙、螭等盘绕。此外，还有光素杯，有的以整个犀角制成天然形犀角杯，还有的用犀角零料制成无把或单把的酒杯。清宫犀角器所用材料有犀角和广角两种。天然形、山水形、人物形、仿古形等犀角杯多用犀角制成，而花形杯则多以广角制成。两者颜色不同，前者黑紫色，后者尖部灰黑，下部浅黄。有许多犀角器经染色或涂漆后呈浓深发亮的黑紫色，本色者需经烫蜡以保护器表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