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欣赏这幅作品,无论从用笔到结体及风貌,均有浓郁的董书意味,用笔规矩而洒落,结构紧密而内敛,墨色以淡为主,着实是董其昌书法风貌的再现。然而,王文治忠实地秉承帖意,却无传统帖学的流转圆媚与轻滑。其书用笔转少折多,以折为主,显得果断有致,干净利落。瘦硬的笔画略带圆转之意,既妩媚动人,又俊爽豪逸,风神萧散,笔端毫尖处处流露出才情和清秀的特色。
总体上看,此作吸收了李北海、赵松雪、董思白的修长、端丽的结构形式和张即之的飞动用笔,也传达出本人风流倜傥的人品。他的书法和其诗一样,都写得淡而有味,清爽淡雅 ,脱尘去俗,充满着佛家清虚超脱的意趣。正如他自己所说:“吾诗字皆禅理。”这一点和他“曾经沧海”、“笃信佛教”是有密切联系的。
据王昶《湖海诗传》称:“禹卿尤工书,楷法河南,行书效《兰亭》、《圣教》;入京师,士大夫多宝重之。”其实,王文治二十多岁时就书名遐迩传扬。乾隆二十一年(1756),全魁、周煌出使琉球,两位使臣仰慕王文治书名,特意邀请他同行,王文治欣然答应。琉球人素好书法,得知王文治是中国书法名家,纷纷重金求书,视为至宝,十分珍重,一时间王文治在琉球书名风靡。当时朝鲜人来华,专门以饼金购得王文治书法以归,其书法声名远播海外。乾隆皇帝南巡江南时,在杭州寺庙中见其所书《钱塘僧寺碑》,大赏爱之。由于乾隆皇帝的赞赏,王文治的书法声望一下大大提高,广为流传,为士林所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