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文物回流”的大潮中，陆续有一些著录不载，传承不清的古代书画在国内艺术品市场亮相，而且动辄就是书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名家的“巨作”。像那件拍卖前被盗，后又失而复得的朱熹《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及近期现身的米芾十米绢本长卷《离骚经》都在藏界引起轰动。在拍卖市场业界的一片赞誉声中，也有声音对回流的这几件宋代巨迹的真伪提出质疑。其中对这些千年巨迹著录何以不载以及能够提示传承环节的题跋、款印的缺失则是质疑的焦点之一。
书画题跋、款印是附丽于中国书画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分题签、引首、作者印章、观款、跋语、鉴藏者观赏印等。而著录则是古人对书画存世情况及递藏经过所作的文字著述。一件历史悠久的书画名品往往著录清楚，款印累累。题跋、款印已成了古书画上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出现这种现象与中国书画悠久的收藏历史和特有的文化氛围有关。在中国，作为文化气息很浓的书画收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书画能流传至今，全赖历代收藏者的精心收存，否则早已毁灭不彰。而古人对于收藏，多喜在书画藏品上题词、钤印，以表明自己对古书画作品的认知和拥有。有时为了夸示炫耀，还会邀请一些当世之名贤过目，题写跋语，钤盖鉴赏印章。许多收藏家还把编撰书画过眼著录作为收藏鉴赏的最高境界，看成是做学问的一种成果，因此，各种书画著录书层出不穷。在这些书画著述中，所有曾经存世过的古代书画名品无不被网罗其中。同时在中国古代，社会动荡战乱纷繁，“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社会民众“富不过三代”，难得有百年不败之家。书画作为社会推崇的文化财富，常常会随着主人的沉浮而转手易主。每换一次新主人，都有可能增添一些款印，增加几条著录。久而久之，这些与书画有关的著述，题跋、款印就成了藏品递藏的见证，并与书画本身融为一体，成为体现名人书画的真实性、珍贵性的最有力佐证。旧时古玩界就极为看重题跋、款印，称之为“帮手”。业内有“一行题跋一炷香，一枚印章一颗钉”之说，题跋藏印越多，真实性越强，价值就越高。反之，则很难有人眷顾。特别是那些历经千年的宋元古书画，著录和题跋更是鉴别真伪的重要证据。一件宋元人的书画，如果没有同时代人及明清时藏家的收藏、过眼者的题款、钤印，又不见之于任何著录，基本就丧失了它的可信性。就像有人对那件朱熹的《赠门人诗册》所质疑的那样，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何等显赫人物，一代理学宗师，千百年来古代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圣贤，拥有他的书迹又是何等值得炫耀的事情。可他的这本大字诗册，宋元明清八百年间竟会秘不示人，无一人品题？册后仅有的题词竟是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时人。而其所述：“前题‘残不堪’，‘故截去……’”又是那样不合情理，苍白无力。因此，此诗册即便经当代鉴赏巨擘题为朱熹真迹也难以使人信服。今天的古书画收藏，是历史递藏的延续，既要取信于今，还要经得起后代的检验。如果缺乏递藏链，凭空冒出一件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名品巨迹，其可信性是很差的。像那件应该有千年历史的米芾绢本《离骚经》，不仅同样“不见诸文字记载”，可辨识的收藏印鉴也仅仅是一名不见经传的清朝人。这样，就无论那些对它赞誉有加的专家再怎样舌底生花，说得天花乱坠，也难消人们心中的疑窦。
正是由于题跋、款印在书画鉴定中的“帮手”作用，现时这些传承不清楚，又急于要进入市场的古书画，不约而同地转向去求当代的书画鉴赏名家为之题签，借专家之名气“保驾护航”，获得“市场准入”。一时间，艺术品市场大量充斥这种标有名家题签“×××真迹”的书画藏品，专家题签风气已风靡整个市场。说实在的，现在有些名人、专家这几年给书画的题签也确实太多太滥，个中缘由局外之人不好妄加猜测。但有些道理应该是很清楚的，自古以来，书画鉴定就不单单是眼力学，同时还是一门考据学。历史上除了类似敦煌莫高窟那样的洞藏或名山古刹的庙藏，世间绝无沉淀在一个家族的千年秘藏之物。那么这些按理已流传了上千年的古书画，既无著录记载，又没有传承递藏证据，在没有对藏品的纸、绢、墨给予科学鉴定的前提下，凭什么仅过过眼就武断地一语定乾坤，而且是“×××真迹无疑”呢？文物方面的专家 ，往往都是辛勤耕耘一生，方成大家。作为专家自身也应珍惜社会对专家的尊崇和信任，切莫为了眼前一点微薄小利或一时的情面难却，而将一世英名，付之东流。
“百年之内易见真，递藏有据最可信”，作为书画递藏见证的书画著录、题跋、款印在鉴定书画方面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艺术品市场交易中，书画鉴定专家的一个结论，往往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经济利益。那种在鉴定中置书画著录、题跋、款印的缺失于不顾，仅凭个人感觉就将一些来源不清的藏品定为“真迹”的做法是草率的，不严谨的。不利于维护参与交易的收藏者的权益，也不利于整个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