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历时53年,虽然纷争并峙,但在绘画创作方面并没有停止,仍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五代十国的书画,在唐代和宋代之间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和面貌。中原地区的战乱,并没有使得寺庙壁画的创作陷入停顿,但是风格都依托于吴道子的风范之下。在山水画的创作中则将唐人的水墨法大大发展了,出现了荆浩开创的北方山水画派。南唐的相对安定和其统治者对书画艺术的偏好,使得南唐绘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画院的创立为画家开辟了新的出路和去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左右民间的绘画观念和风尚。人物肖像画、宗教画和仕女画都有名手出现,皆从前代的吴道子和周昉等处脱胎。在山水画上,则出现了与北方相异的江南山水画派,它的开创者时著名的画家董源。花鸟画也由于宫廷贵族的喜好而逐渐发展起来。南唐的著名画家有曹仲玄、周文矩、顾闳中、王齐翰、高太冲、董源、徐熙、赵干和卫贤等。地处内陆的西蜀则因为晚唐以后不断有画家避乱入蜀,也设立了画院,在宗教壁画的创作方面极为兴盛,宗教人物画方面则出现了贯休、石恪等有变形风格的作品和写意画法。同时代的花鸟画则显得极其精致,黄筌父子是其完善者和光大者。
960年到1127年间的北宋和南宋时期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并多次经过战争破坏,但社会的发展却没有止步,在手工业、农业、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文化艺术也走向的新的繁荣,绘画也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北宋继承了五代西蜀和南唐的旧制,建国之初,就在宫廷中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对宋代绘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培养和教育了大批的绘画人才。徽宗赵佶时的画院日趋完备,“画学”也被正式列入科举之中,天下的画家可以通过应试而入宫为官。这是中国历史上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期。北宋画坛上,突出的成就是山水画的创作。画家们继承前代传统,在深入自然,观察体验的过程中,创造了以不同的笔法去表现不同的山石树木的方法,使得名家辈出,风格多姿多彩。李成和范宽为其代表。花鸟画在北宋时期的宫廷绘画中占有了主要地位,风格是黄筌的富贵之风,直到崔白等画家的出现才改变这个局面。北宋人物画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宗教绘画和人物肖像画及人物故事画、风俗画的创作上。武宗元、张择端都是人物画家中的卓越人物。
在北宋时,除了宫廷和民间各自存在有数量可观的职业画家之外,还有一支业余的画家队伍存在于有一定身份和官职的文人学士之中。他们虽然不以此为业,但是在绘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方面,都有显著的特点和突出的成就,并且已经自成系统,这就是当时被称作“士人画”,后来被叫做“文人画”的一类。以官僚贵族和文人身份参与绘画的创作活动,古已有之,但是那些人的作品和职业画家的作品没有分别,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从北宋中期以后,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在画坛上活跃起来,文人画声势渐起。苏轼明确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并且认为士人画高出画工的创作。他们还为士人画寻找到了一条发展脉络,唐朝的王维甚至东晋的顾恺之都变成了这一体系的创始人,强调绘画要追求“萧散简淡”的诗境,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主张即兴创作,不拘泥于物象的外形刻画,要求达到“得意忘形”的境界。采用的手法主要是水墨,内容从山水扩展为花鸟,这一时期文人贵戚出身的山水花鸟画家增多与此有关。这股潮流的兴起,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但对后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一个时期内,左右了中国画坛。
南宋的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号称“南宋四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他们各自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造。
文人画在南宋时期除了在理论上进一步展开讨论以外,在实践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米友仁的“云山墨戏”,扬补之的墨梅,赵孟坚的水仙兰花都为世所重。被称为“四君子”,时至今日仍被画家看重的梅、兰、竹、菊,在南宋时已基本成为文人画的固定题材。
南宋的著名人物画家有李唐、萧照、苏汉臣等。他们的人物画创作,很多都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有关,多选择历史故事及现实题材,擅长减笔人物画的梁楷的出现,则为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