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中国的书画史就是一部书画的作伪史。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揭示出了其中一部分事实真相。有文献记载，东晋时期模仿王曦之书法的人就已经很多了，唐代已有人专门从事鉴定流传于世的王曦之书法的真假。到了近现代，中国书画的作伪更是全面超过了古人。目前的书画市场上，那些所谓下真迹一等的赝品，频繁出现，不但让很多专家大跌眼睛，也让一些书画收藏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什么高仿的东西能够堂而皇之地在书画市场上泛滥？它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又是怎样进入市场销售的？这里面究竟隐藏着多少秘密？
民国时期的高仿书画，其艺术水平和欣赏价值都很高，不象明清时期的苏州片子、扬州的皮匠刀、北京的后门造那样，艺术水平很差，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些高仿的书画多采用分工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方式，有多人联合完成。与历代的赝品相比，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东西，不论是画面构图、笔墨功夫还是装裱水平都下真迹一等，与原作十分近似。贩卖这些高仿书画的人，有的是有社会地位的人，有的甚至是当时书画鉴定的权威。这样的大人物参与到高仿书画的经营之中，这在明清时期是不多见的。不但书画如此，青铜器也一样。著名的学者容庚是研究青铜器的专家，编有《金文编》等名著。就是这样的专家，也参与到了高仿青铜器的伪造和买卖中。“文化大革命”中有个笑话：在一次批斗容庚的大会上，有人揭发他在解放前的哪年哪月，向外国人卖了一件青铜器绝品，是里通外国；没想到容庚很大方地承认有此事，不过又加了一句，那是我弄的一件假东西蒙外国人的，搞得众人大笑。
“云起楼”是上海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严惠宇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开设的一家古玩店，主要以收藏、经营书画为主，在店里工作的三位高手：刘伯年、潘君诺、尤无曲被尊为云起楼的三剑客。这三位画家的传统功力深厚，特别是刘伯年，在古代书画的复制、临摹上本领高超，丝毫不让他的同乡张大千。他早年拜画家王个为师，学习吴昌硕的大写意花卉，后又广泛地学习宋元绘画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画路很宽，从宋人的工笔花鸟到清代华新罗的山水无一不能。解放后，著名的鉴定家张珩想请他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书画的修复工作，可惜因历史原因，他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刘伯年被放到监狱的美术厂改造，在这里居然发挥了他的特长—三年半时间里仿制了大量古画，其水平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革”结束后，他才真正获得了艺术上的自由。
刘伯年的作伪古画有主要几个特点：一是他虽然拜在师傅的门下，但他的画路更接近于他的同乡张大千，对宋人作品揣摩的很透，无论是在线条还是在设色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对应性，惟妙惟肖；二是他的做旧功夫非常高明，不论是纸上的包浆，还是纸绢的“旧气”都做得非常好，可称是天衣无缝；三是他所临仿的对象多是选择工笔或小写意的花鸟、人物，没有大写意风格的作品。原因很简单，工笔或是小写意的画绘制时间较长，工序较复杂，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如果摹仿者的水平高、心态稳，可较容易仿到与原作相近的程度。这是他的仿古作品能够让很多大鉴赏家“走眼”，并被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主要原因。如建国前，他臆造了一张《梨花鳜鱼图》，托名是宋代画家李延之的作品，这件作品生动、自然，没有亦步亦趋摹仿古人所产生的生硬、局促之感。它先被人悄悄地弄到了北京，后由画商陆鲤庭卖给了上海博物馆，上搏把它作为精品收入《画苑缀英》。刘伯年看到画册后感到事态严重，就主动给有关部门写信，说明他造这张假画的情况，真相这才大白于天下。
同样的事情在多年后，又在另外一地发生了：1982年，刘伯年应邀为矛盾纪念馆作画来到浙江桐乡，该地博物馆拿出一张古画《金盆饲雀图》给大家看，只见画面上许多麻雀围着一只精美的漆器盆嬉戏，布局生动，造形准确，线条的勾画与赋色都是一派典型的宋人风貌，众人异口同声叫好，唯有刘伯年沉默不语。事后他告诉别人，此画是他解放前仿的一幅“杰作”，众人恍然大悟。1983年，他照此画重新画了一张，并题跋“余四十年前曾有此作，沧桑后辗转不知去向。辛酉秋在桐乡博物馆忽复见之，为好事者伪托为宋人笔也，人不察视若球图，意，鉴别之难固不易也。”该画曾在一大型美展上展出。
刘伯年亲自动手做旧的画更令人称绝。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张仿清代画家华新罗的人物画《老吾老图》。这件作品布局疏朗，气韵生动而平和，人物的开相和线条的勾勒精美绝伦。特别是山石和树丛的画法，更是充满了华新罗在世之味。题字虽然是他的本款，但是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有意仿华岩笔意。如果他刻有仿华岩的款，笔者认为完全可以让人“打眼”。王个先生看到这张画后，欣然题曰：“伯年弟是吾门下第一人也。”
第三个阶段是从张大千到海外直至去世。这一时期，张大千自己的画名气很大，画价也很高，但还是和唐宋古画无法相比。他在这个时期造了很多唐宋画作，比如宋李公麟的人物、南朝张僧繇的罗汉等。由于海外的公私博物馆中有大量的中国唐宋时期的绘画，张大千得以饱读之，故此时所造的假画比在国内时期的更加老到成熟。再加上他早年在日本学习过染织，对国外新的颜色材料很熟，他用这些新材料来做旧，使他的假画更逼真。有学生回忆，张大千在巴西居住期间，他有一间画室和卧室相连，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他就进小画室作画。通常而言，清晨四五点钟是不会有客人来访的，而和卧室相连的画室更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为什么张大千把自己作画的时间安排的这么早，地点又是如此秘密？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他造假画时不受外界干扰。还是这个学生回忆，张大千曾经拿出来一张石涛的画让他看哪一段是接笔，哪一部分是石涛的真迹，因此看来，他不但在造唐宋时期的假画，明清的老本行也没有丢掉。
是不是张大千的假画就真能够与真迹无异？其实并非如此！钱松岩先生的女儿钱心梅曾说，有一次钱先生曾指着日本最权威的《南画大成》中收录的清代石溪的山水画对她讲：此画只有三分像，肯定是赝品。事实是，这画是张大千和他的学生何海霞一起造的，何先生为此很得意，因为他们骗过了日本的中国通，被《南画大成》收进去。为什么钱先生看印刷品就肯定石溪的画是假的？这主要是他对石溪的山水画下了大功夫，有的画临摹了上百遍，故可立见真伪。所以，张大千在各个时期所造的假画，并不是真伪莫测的，只是我们对传统中国画的认识还不深入，只要下够功夫，是完全可以识破庐山真面目的。
张大千是中国近代作假书画最有影响的一位大家，徐悲鸿说他的画是500年来无此君。而笔者要说，他作假画也是500年来无此君。张大千作伪的情况有很多专家都做过专门研究，台湾的傅申先生还写过《血战古人的张大千》，该文对他近半个世纪的造假生涯作了全面介绍。其造假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这是他造假画的初始期。在此阶段他仿造的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书画作品，从石涛、八大山人到唐寅、陈洪绶的作品都有。由于张大千是个收藏大家，手中藏有这些人的画。伪造的书法往往是东拼西凑，或者是完全臆造。当时这些名家的画作大都在私人收藏家的手中秘不示人，社会上没有多少人见过名家的真迹，使他大量的仿品轻松、顺利地流入收藏家的手中，其中有些是日本的企业家和书画收藏者。现在看这一时期张大千的仿品，其水平都不是很高，比较容易看出来。
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到几个前。他在这个时期到敦煌临摹了大量的壁画，对唐宋时期的人物画研究得极其深入。而他的书画藏品此时也由明清扩展到唐宋，收藏有南宋董源的山水《溪岸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这样的名作。他又开始大量臆造唐宋时期的作品。由于他此时正值盛年，精力充沛，其绘画的技法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都以达到运用自如的境界。加之他手中有真迹可以参考，在装裱和做旧方面都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同那些明清时期的苏州片子和扬州皮匠刀相比，两者不可同语。此时很多外国的收藏家—主要是美国的收藏家们，对中国古代书画的收藏兴趣大增，而此时清宫和庞莱臣的藏品又开始纷纷流传到市面上，张大千伪造的唐宋元时期书画也乘这股风潮流向国外。
张大千造的唐宋时期假画在今天依旧让鉴定家们头痛不已。几年前，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董源的《溪岸图》是不是张大千所造的争论就是一个例证。争论的双方都是当代的书画鉴定大家，如高居翰先生认为此画就是张大千所仿。这个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张大千有一习惯，他在买到一幅宋元的古画后，往往自己画上几张，也就是书画行里所说的“下蛋”。这些“蛋”有的是通过他自己卖给别人，有的则是通过拍卖行销货。因为他的仿品水平高，拍卖行和鉴定家很难看出来。有过这样一件事情，足可说明问题：张大千在建国前夕，从一位鉴定家的手中买了一张宋人的山水，买到后他就造了几张。40多年过去后，这位鉴定家居然在境外的一家大拍卖公司里，看到张大千所仿的“蛋”赫然在列，并且作为重点拍品被推出。而同时去的另外一位鉴定家看了这件东西拍案叫好，弄的这位先生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最后只能敷衍了事。这一时期，张大千所作的假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请当时的鉴定大家为他所作的赝品题跋。其中有四个人为他题的最多，他们是：叶公绰、溥儒、黄宾虹、于非庵。在故宫博物院所办的真假画的对比展中，有很多被现代的专家辨认出来的张大千造的假画上往往有这些人的题跋，有的甚至三家齐具，这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些人都是当时鉴定界的权威，说起话来一言九鼎，他们为什么要参与到张大千造假画的混水中？是他们的眼力不济还是另外有苦衷？我们现在无法得知。但是，这些权威人士的题跋已经成为当今辨认是否为张大千造假的旁证，成为反面教员，这是他们当初所没有想到的事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