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制度之一。许慎《说文解字》说：“讳，忌也”。《周礼•春官》注：“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旧时，对帝王将相或尊长，不直接称其名，谓之“避讳”。如遇此类文字时，要用一定的方式、方法来回避，否则就是犯讳，尤其是犯了君主的讳，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轻者遭到杖责，重则招来杀身之祸。避讳始于何时？《左传》桓公六年载：“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一也指出：“帝王讳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本庙中耳”。这说明周代以前的殷商时代没有避讳的礼俗，周代开始用讳来奉事神灵。名，在死了以后就要避讳，在生时是可以不避的。《诗经•周颂•雍》有“克昌厥后”能够保佑他子孙兴旺）的句子，《周颂•意嘻》有“骏发尔私”（赶快开发你的私田）的句千。唐人孔颖达注曰：“古人讳者，时言语有所避耳，至于制作经典则直言不讳。”因此，周武王可以不避他父亲文王（名昌）的讳，周康王可以不避他祖父武王（名发）的讳，可见周代的避讳限制是不严格的。
秦统全国后，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注重避这一制度，故改字之法显于秦。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名于楚，为避“楚”讳，称“楚”为“荆”。秦始皇名政，为避始皇的名讳，以“端”字代“正”字，但有的地方也有不避的，如同在《秦始皇本纪》中：“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李斯《谏逐客行》中也同样出现“楚”字。又如《史记•李斯列传》中赵高诈为始皇书赐公子扶苏日：“将军恬(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李斯狱中上二世书：“北逐胡、貉。”这里不讳在襄王“楚”字，始皇“正”字和二世胡亥的“胡”字，是什么原因呢？《左传》桓公六年说：“以国则废名”注：“如以国名为名，国名不可废，唯废其人名耳”。封建社会认为国名是受之于天的，不可随意改名，所以这里不讳。除了这一原因外，与秦代避讳制不甚严密也有关系。
汉代建立了比秦代更为强大的国家，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项从思想上巩固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措施。汉承秦制，避讳日益盛行。汉法规定：“独讳者有罪”，“使民犯者有刑”。为避高祖刘邦的名讳，《史记》、《汉书》都讳“邦”字，凡言“邦”都改“国”。所以汉沼所引当时流行的经典著作《尚书》：“协和万邦”，“安定厥邦”，改为“协和万国”和“安定厥国”。惠帝刘盈讳盈，改盈为满。西汉置隆虑县，东汉时因避殇帝刘隆，改名林虑县（今河南林县）；隆虑山也改名林虑山。东汉宫苑芳林园，三国魏时因避齐王曹芳名讳，改为华林园（故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三国吴赤乌五年，孙权立儿子孙和为太子，改禾兴县为嘉兴县。西晋因避司马昭讳，改昭陵郡为邵陵（今湖南省邵阳市）。改汉代的王昭君称明君，即明妃。宋代王安石写的《明妃曲》实际上是《昭君曲》。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建邺为建康，改邺县为临漳。避东晋康帝司马岳讳，改山岳为山岱。避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讳，凡春字地名，以阳字代替。如浙江富春，改为富阳；普人引《春秋》均改为《阳秋》。南朝梁因避梁简文帝萧纲讳，改武冈县为武强县。因避隋炀帝杨广讳，改广乐县为长乐县，改广川县为长河县，改广武县为雁门县，改广陵县为江都县。并把魏张揖所撰为增广《尔雅》而补辑周秦西汉古书的训诂书《广雅》改名为《博雅》。
唐代避讳法令本宽而避讳之风尚盛。据《左传》记载，周人是讳名不讳姓，即所谓的“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同时据《礼记》所载：“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当时大体只执行“生不避名，卒哭乃讳”的方式。可是到了唐代，不仅要避正讳，还要避嫌名（即同音字）。避正讳是定制，避嫌名是当时的风尚，因避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的名讳，改虎为兽，为武。唐姚思康撰《梁书•何点传》就把虎丘山改作兽丘山，虎林（今杭州市西灵隐天竺清山，）改名武林。还把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改作“不入兽穴，焉得兽子”。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时，又因避李虎的名讳而迫改，把“画虎不成反类狗”，写作“画龙不成反类狗”。唐房玄龄等修《晋书》时也因避太祖名讳改虎贲（勇士之称）为武贲。唐税征等修《隋书》改虎牢为武牢，改虎符为兽符；隋大将韩擒虎称韩禽（唐李延寿《北史》也同）。唐太宗李世民，因避其名讳，世改为代，三世称为三代。改“世系”为“代系”，先秦史料书《世本》改为《代本>或《系本》；民改为人。东汉崔寔著的《四民月令》和北魏费思勰撰的《齐民要术》改为《四人月令》和济人要术》。改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为户部。高宗名治，李贤把《后汉书•王符传》的“治国之日舒以长”改写成“理国之日舒以长”。唐代史籍中凡言治的一律改作理字。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理乱不知，”理应为治。官名有讳者也改。州日唐书．高宗上》：“（二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有司请改治书待御史为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上名”。武后则天名郎，因避其名讳，改诏书为制书，懿德太子本名重照，改名重润。《旧唐书•高宗中宗诸子》：“懿德太子重润，中宗长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则天讳，故改焉”。避玄宗李隆基讳，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几与基同音）称字”玄，改地名隆州为间州；大基县为河清县。
北宋最高统治者为加强思想统治，推崇儒学，公开鼓吹“三教”之设，逐步树立以儒学为上，儒、道、佛相结合的统治思想，终于形成理学。因此来代避讳最严，其风也最盛。宋洪迈《容斋随笔.三笔》中指出；“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放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宋太祖赵匡胤为避其名讳，改匡为正，“一匡天下”为“一正天下”。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改义兴县为宜兴县。避仁宗赵祯讳，改帧州为惠州。
元代不避。明代早期避讳制度疏，万历以后逐渐严格。清朝顺治前尚不避讳，康熙后开始避讳，雍正、乾隆两朝，避讳之律最严，所以文字狱甚多。
触犯讳禁成为清代文字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根据《清代文字狱档》、《掌故丛编》等史料的统计，仅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中所发生的文字狱就达七十五次之多。乾隆四十二年间闻名于当时的《字贯>案，是江西人王锡侯为了纠正《康熙字典》的错误而作的，刻《字贯》时在凡例中只因不避康熙、雍正两朝的庙讳和乾隆的名讳被王泷南告发后，清政府治以大逆之罪，而全家被斩。为避玄烨的讳，把扬雄的《太玄经》改写成《太元经》，“天地玄黄”改为“天地元黄”，在清人的著作中一律把“玄”改为“元”。为避雍正胤楨的名讳，把清诗人王士楨改为王士正。道光、咸丰之后，因国力日渐衰落，避讳之律也就逐渐疏解。
以上谈的是国讳。国讳又称公讳或君讳。避讳范围除了国讳之外，还有下列几种：
圣讳：即避孔子讳。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将孔子奉为圣人。为表示对他的尊重，许多朝代规定避圣讳。孔子名丘，凡遇丘字，一律缺一笔写成机，且不得念丘，而要改读成某或区音；凡丘姓一律加偏旁为邱，并读作“期”音。地名有丘字的，也须易他名，如宋徽宗大观四年，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
宪讳：即避长官讳。封建官吏凭自己的权力，强令下属及百姓避己讳。郊南宋杨万里作监司时，巡历至某郡，郡守设宴，令歌妓唱《贺新郎》词侑酒。因其中有“万里风帆何日到”之句，杨万里听了颇不高兴，马上接上说万里昨日到。于是，郡守大窘，随即监禁了这个歌妓。又如宋仁宗至和年间，田登作州官，命令属下吏民避其名，不许用与“登”同音的字，犯者要受到惩罚。于是全州把“灯”叫做“火”。上元节放灯，州吏出告示写道：“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成语，就是对这种荒唐制度辛辣的讽刺。
家讳：亦称私讳，即避家族中长辈讳。《礼记•曲礼》：“君所无私讳”注：“谓臣言于君前不避家讳，尊无二”。这说明了在帝王面前可以不避家讳，但在写文章时还需讳忌自己父祖的名字，如汉高祖之孙淮南王刘安，父名长，因而《淮南子》一书不用长字。凡遇长字就以修字代替。司马迁父名谈，《史记》凡遇谈字改为同字，如赵谈改为赵同；张孟谈改为张孟同。南朝宋范晔父名泰，为避父名讳改东汉末太学生首领郭泰为郭太。宋王安石父名益，所著字书《字说》无益字。苏轼的祖父名序，苏轼为人作序，把序改用叙，苏洵把序改用引。欧阳修父名观，文集不用观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中说：“唐人避家讳甚严，固有出于礼律之外者李贺应进士举，忌之者斥其父名晋肃，以晋与进同音，贺遂不敢仕”。按照封建社会的礼法，子孙应避父祖名讳，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敬。李贺由于父亲名字的关系，终身不得应进士试。当时赏识并推荐李贺去长安应试的好友韩愈为他抱不平，特地写了一篇有名的短文《讳辩》，替他辩护。韩愈质问道：“父名晋肃，于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尽管有韩愈的辩护，还是敌不过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世俗偏见。唐代还规定，如果官犯父祖名讳，应提出申请调任他官。如父祖名常，就不得任太有官。《唐律•职制篇》：“诸府号，官称犯父祖，而冒荣居之……徒一年”。疏义云：“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成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皆须自言，不得辄受”（《唐律疏义•职制篇》卷十一）。宋代也是如此。洪迈说：“士大夫除官，于官称，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讳者听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焘仁甫之父名中，当赠中奉大夫，仁甫请于朝，谓当告家庙，与自不同，乞用元丰以前官制，赠光禄师。相颇许之”。更有甚者，在考试时碰上考题上有尊长的名讳，就得借故不参加考试。钱易《南部新书》说：“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即托疾，下将息状求出，云：膜其忽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谨牒……疾也如是”。从封建迷信出发，避凶就吉。有些事物、行为是人们不愿或惧怕的，代表这些事物、行为的字、词、语人们往往由忌讳而回避。如死是人们最忌讳的，必须要由同义词来代替。如：
文献中记载的“千秋”、“万岁”、“不可讳”、“晏驾”、“捐馆舍”、“填沟壑”、“不讳”、“见背”、“山陵”崩”等都是“死”的讳称。
明代陆容的《寂园杂记》中说；“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答为筷，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园果，伞为竖笠……”
以上这些都是由于迷信观念作怪，避凶就吉的缘故。
从文明礼貌出发，避俗就雅。如：
“更衣”是大小便的讳称；“遗矢”、“后溲”指大便；“前溲”、“小遗”指小便。官说大小便与杨上讳称，前者粗俗，后者文雅。这与避君讳、避亲讳等不同，它可改可不改，孰取孰舍，避与不避，与人物身份、文化修养、感情、语言、环境都有直接关系。
避君讳、圣讳、宪讳、家讳不独是中国所特有，也是封建社会的特产。而后两类则是各国语言所共有，也是古今常见的现象。由于各朝代避讳制度不同，有的疏，有的很严，如宋朝赵构，除避构而外，音相同或相像的字：购、够、垢、诟、造等竟达五十五字之多，所以历代避讳的方法也不见相同，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改字法、缺笔法、空字法。
改字法起源最早，《左传》鲁桓公六年，有一段鲁桓公问名于申的记载，申蠕日：“……晋以信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晋僖侯名司徒，因避讳废除了当时的司徒官职，到晋文公称中军。宋武公名辨空，因避讳改司空为司城。鲁献公名敌，鲁人因避讳，将具敖二山易之他名。说明凡是人名、地名、物名、职官名、书名、年号名等与君讳有抵触时要把避讳的字改成同义字或近义字。
缺笔避讳法始于唐，把应讳的字减去最后一两笔，使之变形。缺笔法较改字法前进了一步，使文字虽变了形，但仍可辩认。在阅读和鉴别古籍时，较其它方法明显地表现了避讳字，给阅读和鉴别古籍提供了一定方便。
空字避讳法是在刻书时空出所避讳的字，在文中以某字或空围空出避讳的字，或直书“讳”字。如《史记•孝文本纪》中的“子某最长，请建议为太子”，文中的“某”字即指刘启。为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把人名王世充写成王充，徐世勣写成徐囗勣。为避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许慎《说文解字》在禾部“秀”字上注明“上讳”；火部避章帝坦讳；示部避安帝佑讳，都注明“上讳”二字。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序》中说：
民国以前，凡文字是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谓之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的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的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