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天地》上发表的高鸿先生文章附有两幅《龙蟠虎踞今胜昔》图的款署：一幅作品款署为“一九六○年五月写 傅抱石并记”，一幅作品款署为“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 傅抱石”。高鸿先生的《质疑傅抱石款〈龙蟠虎踞图〉》文章中关于款署一段是这么说的：“令人不解的是，是次展览的《龙蟠虎踞图》与南京博物院收藏其中一幅《龙蟠虎踞今胜昔图》（纵６０厘米，横８７厘米，创作于１９６０年５月）的尺寸悬殊非常大，前者是７１．３平方尺，后者仅有５．２平方尺。查看两图纪年，前者是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后者是１９６０年５月。时差不过两个月，如何尺寸有变而题款的位置、段落以及款识字数的大小、多寡却如此的一致？且‘龙蟠虎踞今胜昔’这七个字除了‘虎’字变化了写法，其余六字一如翻版，这对一直富于创造精神的傅抱石先生来说，可能吗？”
其实，这两幅作品的款署虽然表面上看是很相似的，但是，禁不住仔细分辨，它们之间还是很不一致的，我们试作如下分析：
先说第一个字“龙”。
如果以一般观者的眼光去看这两幅款署的异同，则应得出两款署在大体轮廓上的相似，若以单体字来看，第一个字便可见出不同，差别就在“龙”右下部分的三撇（或曰三小横，下略）。用内行人的眼光来看，换句话来说，即以书法用笔结字的观点来看，这里面值得说的地方有一些。我们看图一“龙”字右下部的三撇，规规矩矩，一撇挨一撇，非常紧凑，如果是略有书法习练基础的人，是不难将这三撇学得像的，而图二的“龙”字右下部的三撇，就写的复杂得多了，在“龙”右半部竖折完成后，蓄笔略停，然后向上迅速挑出、回环，将三撇写成类似阿拉伯数字“３”字的模样，如果不能掌握行笔的疾徐，墨量的多寡，和相当的自信，是难以成字的。
我们不妨作个实验，摹写这两个“龙”字，摹写之后，我们会发觉，图一的“龙”字好学，且能学得近似，而图二的“龙”字，则限于上述原因，很难模仿，非要“近真”，恐要东施效颦了。
整体看这个“龙”字，图一的写法，用笔内收，属于欧褚一脉，图二的“龙”字，则得平原外展之意。两相比较，重点在“龙”字左部“立”下的“月”字，非常清楚，图一此字没有左右回护，好似失去重心之人，给人以摇摇欲坠的感觉，图二中此字的写法，就非常稳妥。另外，我们还要留心“月”字末笔向右上牵丝这一细节，图二合理流畅，图一生硬勉强。
再谈第二个字“蟠”。
乍一看，也的确没有多少区别，但如果仔细分辨一下“蟠”字的“虫”字旁，还是能发现出一点问题的。首先是与前字末笔的牵连关系，图二“龙”字末笔完成之后，笔断意未断的自然过渡到下面“蟠”字“虫”旁第一笔。反观图一，笔意断开，使上下字失牵。中国书法由于是竖写，所以，书家在书写时，上下字的属连关系应该是极其自然的，而模仿者因限于心理、字款、行款等诸多因素，往往会做不到自然的相连。再者，图一“蟠”字的“虫”字旁，将“虫”字的二、三笔画圈，这种简单的处理方法，颇似硬笔用惯了写出的毛笔字，不合毛笔用笔结字的规矩，而图二却没有如此弊病。
第三字“虎”字和第四字“踞”。
从字形上看，两款中“虎”字的写法，确实明显不同，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作为艺术家不主故常的艺术表现方式，但用笔的沉稳和飘浮确实可以分辨出来的。图一“虎”字的最后一笔，明显可以看出书写者的犹豫，因而致使竖画写得不自信和飘浮。图一的“虎”字，采取的是草书的写法，用笔回环不是难事，恰恰难的就是这一竖，而这一竖是主笔，自书与摹书者心理不一样，前者即便写得不好，也不会犹豫。同理，“踞”字的写法，图一避重就轻，尽量在追求图二的字形，由于不能由着自己习惯去写，笔画的飘浮与笔力的孱弱，自是在所难免，尽管表面上还成“疏朗”之态，但和图二笔笔落在实处的“踞”字相比，还是比较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尤其是“踞”字右半部下面的“口”字的书写，图一又俨然如同画圈。
第五字“今”和第六字“胜”。
可以说，这两个字是这两署款中最相像的两个。
第七字“昔”。
也存在字形相同而用笔绝异的问题。
另外，再说一下两幅作品款署中名款中的“石”字，除了字形有差异之外，在用笔方面，图一的“石”字一撇，出锋，图二的“石”字一撇，收锋；图一“石”中“口”字横折，搭锋顿按，图二“石”中“口”字横折，中锋绞转。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去分析，《文物天地》２００６年第７期《质疑傅抱石〈龙蟠虎踞图〉》一文中配发的数幅《龙蟠虎踞今胜昔》图，其中两幅为南京博物院藏，另一为扇面，由私人收藏。
图二款署年份是这样写的：“一九六０年五月……”
另一幅款署年份是这样写的：“日前得读主席咏南京解放七律一首，涉笔成此……一九六二年大暑抱石敬记”
在一幅扇面款署为：“囗囗同志，惠囗即乞教正一九六四年六月抱石”
此三幅作品年份都涉及“六”字，相同的是，三幅作品“六”字都是用的草法写就，一、二画变成折笔，可见作者对于“六”字的写法，有他的习惯性，唯独扇面中年份涉及两个“六”字，书写者为避免雷同，故在第二个“六”字书写时，用了行楷体，即第一、二画分开。图一的年份书写一连遇到了两个“六”字，却未加任何变化（作为书画家，不论书法还是绘画，一连遇到两个相同的字时，都很自然的加上一些细微的变化，以避雷同），在此提出疑问。
这两幅款署为什么要写得“像”？而这“相像”之中还能让人找出这么多不像，个中缘由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作为一个严肃的艺术家，除了闲情逸致偶然涉笔戏墨之外，恐怕对待自己的作品都会要求严格，有时几近于苛刻，尤其是重大题材的创作，不论小样大稿，都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推敲、几经斟酌，甚至定稿之后，稍有灵感或者不满意时，都会将原作推倒重来，至于重复自己偏爱的题材，一画再画，一写再写者，古往今来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如隋僧智永，曾写真草《千字文》８００本分送江东各寺，南宋张即之，好写佛经，曾写多本《金刚经》分送各寺，近现代的画家、书家更是有将同一题材的内容反复画、反复写的故实。我们知道的如：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子，以及吴昌硕、沈尹默、邓散木等诸大家的作品等等。但是，需要提出的是，这些被重复的艺术作品，水准是不等的，决不能一概列入优秀，否则那就是“复印件”而非艺术了。
更有一些属于画家的未完成稿，或未定稿以及草稿等等，或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作者还未来得及增删、润色、修改，便又另起炉灶，在旧作的基础上重新创作，而旧稿又未毁弃……更遑论物故而被后来人将其生前作品、样张一概收藏。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收藏者请人在未完成稿上加添原作者款署，使其成为真假难辨的作品。这些，均给我们今天辨明真伪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至于其他，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因此，对于傅抱石先生图一、图二介绍的《龙蟠虎踞今胜昔》图的款署来说，应不属一人之所为，至于围绕此图展开的讨论，以至最后辨明真伪，则期待大家学者，为我们指点迷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