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文《感蝗赋》行书手卷，纸本，长１３３厘米、宽２５．５厘米，启首处钤有“嘉庆御览之宝”朱文印、“石渠宝笈”朱文印、“宝笈三编”朱文印、“三希堂精鉴玺”朱文印、“宜子孙”白文印、“蒋祖诒”白文印、“谷孙鉴藏”白文印，赋文后附有姜宸英、万斯同、尤同、万言、徐秉义、朱彝尊、曹寅等徐元文门生、故旧、亲友的１４通题跋及缪荃孙、梁鼎芬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后题写的８则跋语。该手卷（指徐元文手书《感蝗赋》及其后１４则题跋）在成书于嘉庆年间的《石渠宝笈三编》及胡敬《西清札记》中都有著录。这说明了它的来历和分量。
徐元文（１６３４—１６９１）， 字公肃，号立斋， 江苏昆山人。所著有《含经堂集》、《得树园诗集》。据《清实录》、《清史稿》载： 徐元文顺治十六年（１６６０）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康熙初元，江南奏销案起，坐 误，谪銮仪卫经历，乞假归里，阅四年，事白，复修撰；丁外艰，康熙八年起复，补国史院修撰，迁秘书院侍读，典试陕西；康熙十三年，擢内阁学士；康熙十四年，改翰林院掌院学士，充经筵讲官，兼礼部侍郎；康熙十五年，丁母忧归；康熙十八年，特召监修《明史》。学士充监修，非故事也，请辞，不许。因请购遗书，征遗献、荐故给事中李清、主事黄宗羲及原任副使曹溶、主事江懋麟，布衣黄虞稷、诸生姜宸英、万言；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迁刑部尚书，甫旬日，调户部；康熙二十八年五月，拜文华殿大学士；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两江总督傅拉塔疏劾元文及其兄徐乾学，元文既以廷议数与满大臣忤，屡招党讦，乃具疏力求去，上许原官致仕，即日辞朝。康熙三十年七月，薨于里第，年五十有八。
从赋前序文“余行及山东，则闻列郡多有蝗。过任城（即今济宁），见其群然而飞；次于扬之高邮，则飞者益众。”看，其行程路线是由北往南、过山东入江苏。所以这篇《感蝗赋》是徐元文因故回乡途中，见到山东任城、江苏高邮等地发生蝗灾，有感而发写的辞赋。
从其经历看，徐元文在朝为官３０年，到最后辞官至少有三次还乡。第一次是康熙元年“谪銮仪卫经历，乞假归里”（至“丁外艰，康熙八年起复”，其间是否还有过一次还乡，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第二次是“康熙十五年，丁母忧归”；第三次是康熙二十九年“原官致仕”。又据李煦题跋“公秉钧一年，清望著于天下”句、胡渭题跋“公作此赋时犹未当大任，迨一总西台”句及张大受题跋“为帝作辅，既和阴阳。公归闵灾，蔽天薨薨”句，可推知徐元文《感蝗赋》应作于“丁母忧归”的康熙十五年还乡途中。
蝗灾本来是一种自然灾害，康熙年间几乎年年都有发生，只是灾情大小、地域不同。如康熙六年、十年、十一年及其“丁母忧”后的康熙十八年、二十五年的蝗灾，都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康熙十年蝗灾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而《感蝗赋》中所说的蝗灾，史料文献中并未特别提及。但徐元文却大书特书，还引经据典，说是因官吏“贪苛所致”，是天怒神怨的结果。在后面题跋的人也都附和其说。显然徐元文是借题发挥，有影射时政之嫌。所以，这件《感蝗赋》行书手卷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无论是其文献价值还是其书法价值，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朝初年，汉族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思想情感。
二、《感蝗赋》的文献价值
我们知道徐元文，多是因其监修《明史》及撰写《中俄尼布楚条约》界碑碑文。前者是康熙十八年的事，后者是康熙二十九年的事。《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准备树立界碑，用汉、满、蒙、拉丁、俄五种文字将条约刻在碑上。刻碑汉文是由徐元文根据《实录本》润色写定。这两件事说明了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也说明了他当时的作用和地位。
编撰《明史》是一件很难办的事，徐元文本来不愿意干。一是因为有顺治二年的“毓祺诗词案”和康熙二年的“明史案”在前。毓祺因一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而遭抄家灭门戮尸；写“明史”的庄廷龙被鞭尸焚骨，作序者及其五子，买书卖书刻书者及书中列名的江楚一带名士７０多人被杀。所以凡涉及文字事，世人多心有余悸。二是徐元文的社会关系问题。徐元文是顾亭林的外甥，顾亭林与黄宗羲是当时有名的不合作者。三是徐元文的思想情感的状况。他本来是有牢骚的人，让他监修《明史》，他还必须借重一班与清统治者在思想感情上不合拍的人，如明朝遗臣尤同、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弟子万斯同、布衣黄虞稷、诸生姜宸英、万言等。尤其是万斯同，以明遗民自居，绝不仕清。携书１０万卷入京，不受俸，不署衙，以“布衣”身份参修明史。《明史稿》５００卷，由他手定。卒后归葬奉化市莼湖镇邬阳观山南麓，墓上有“班马三椽笔，乾坤一布衣”的对联。这些人和事对徐元文不可能没有影响，所以他心里没底。但康熙帝坚持由徐元文来主管，并答应了他许多条件，其中就包括人选问题和编写原则问题。这说明康熙帝对他的倚重。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较为优秀的作品，也是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如果从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整整六十年。费时如此之久，主要是政治原因。可以说，明史的诞生，是明末清初以来许多优秀学者共同呕心沥血的结果。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明史的优点在于资料翔实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贞著述的《锦衣志》、《中官考》等，都对明朝特务统治和宦官之弊有系统地作了介绍。加之裁减得当，使其充实而不芜杂，精当而不粗疏，史学价值极高。同时，其论判公允，能够秉笔直书。最为典型的，就是为袁崇焕平反一例。
《感蝗赋》是徐元文在监修《明史》之前写就的，但后面的题跋却大都是与其一同编撰《明史》的同僚，在其身后不久题写的，内容都与徐元文的感慨相一致。可见当时这些人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受到了康熙帝的尊重和理解。所以，《感蝗赋》行书手卷，从侧面印证并反映出了康熙帝政治上所能有的开明。这也正是徐元文《感蝗赋》行书手卷的文献价值所在。
三、《感蝗赋》的思想情感
《清史稿》中称徐元文“闲雅方重，敦品励行”。当时徐元文与兄徐乾学、弟徐秉义号称“三徐”，都是进士出身，且身居高位，但徐乾学名声很不好，最后也正是因为其兄长及“以廷议数与满大臣忤，屡招党讦”他才被迫辞官。所以从其为人与其写《感蝗赋》时的地位“礼部侍郎”看，徐元文发点牢骚也是正常的。但徐元文不就事说事，而拿蝗灾借题发挥，影射时政，说蝗灾是吏治问题、是与天道相违不“修德”的结果。显然这是曲笔。因为他深知其中的利害深浅，稍有不慎，就会触发民族与文化的敏感神经。
以徐元文的资历和学养，当然清楚当年的蝗灾与“修德”无关。 在《新唐书·姚崇传》就曾载： 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谊也。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灾者当以德，昔刘聪除螟不克而害愈甚。”拒御使不应命，崇移书诮之曰：“聪伪主，德不胜妖，今妖不胜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为修德可免，彼将无德致然乎﹖今坐视食苗，忍而不救，因以无年，刺史其谓何﹖”若水惧，乃纵捕……
同样《资治通鉴》中也载：（开元四年）山东蝗复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谓：“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无道，时，常捕埋之，为害益甚。”拒御史，不从其命。崇牒若水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若水乃不敢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