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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1900～1966年)字觉明，湖南溆浦人，土家族，北大教授兼北大图书馆馆长，是我国卓越的历史学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在历史学的成就主要凝聚在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领域。傅斯年对向达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今日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遍观各国所藏敦煌遗物，尤称独步。”1954年，陈寅恪根据向达的学识和特长，推荐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副所长。向达精通四种外国语，也熟悉梵语。1964年向达为校订《大唐西域记》曾拜访陈寅恪，陈寅恪赋诗云:“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公参。”可见陈寅恪对向达的钦佩和厚望。不成想，两年之后，向达竟死于红卫兵批斗之下。
向达的书法成就一般不为人知。但是人们都知道，1935年，向达赴英国牛津大学编中文书目兼作研究，而后他又专门研究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卷帙及太平天国的文书，这些敦煌卷帙大部分是斯坦因从中国掠夺的，向达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看了五百多卷，并摘抄了其中最重要的段落。1937年，向达渡海来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研究明清之际天主教的文献。闲暇之间，又在巴黎及慕尼黑的博物馆抄写法藏和德藏敦煌卷帙，与英藏累计共抄写200万字卷子。当时还没有发明微缩胶卷技术，单靠相机拍照，成本又太高，所以只好靠手工抄写。向达一向主张开山劈岭要有所谓“笨工”，做学问也如此:他以一个“笨工”的角色，用唐人小楷完成了这一艰苦卓绝的抄写工作，其字迹工整秀丽，俨然是一部书法大作。在图书馆界，如赵万里、王重民，都称向达抄写的卷子为“向抄本”。不知道这部宏伟的书法大作是否安然无恙地保留在国家图书馆里。
王振铎与向达在“七七”事变前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共同兴趣，前者是研究车、船、指南针等交通工具，后者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他们在人格上，在处世的基本信念上，大抵是一致的。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夕。这里介绍的是向达赠送给王振铎的一帧书法作品。
向达的条幅长100、宽28厘米。有16个字:“发蒙振聩君作木铎，画地指天我为司南。”题跋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天木先生指南女士结缡于沪上，适余先期北归未能观礼，甚以为憾。既返故都，回勉缀十六字，遥寄白门，聊表贺忱。天下荒荒，靡知所止。二君者相识于离乱之际，结合于未安之日，能无怀宝迷邦之感，遂为野人芹暴之献，且以博二君之一粲云尔。七月三十日向达谨书于旧京。”
向达是一位重视文物的历史学家，在欧洲游学期间，他经常出入于博物馆与图书馆，回国后，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于1948年春天与王振铎共同筹备赴台湾文物展后，返回北平，他收到王振铎与赵指南结婚的消息后，立刻写了这一条幅，表示祝贺。向达写这幅条幅时，北平还没有解放，国统区的学潮此起彼伏，学生无法安心上课，教授也无心讲授，加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授愈教愈“瘦”，时局不明朗，使他痛心无以复加，于是发出“天下荒荒，靡知所止”的呼声。
向达一生以中古史见长，同时又对隋唐以来的碑帖烂熟于胸。他曾用心研习《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房彦谦碑》、《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史事帖》，因此他的书风很有欧阳询的遗味，细品此条幅，令人想到“劲险刻历”这四个字。翁方纲对欧阳询的书法有这样的评价:“以圆浑之笔为性情，以方整之笔为形貌，其淳古之处，植根柢在于篆隶。”对于向达的书风，不妨也可以用翁方纲这句话加以概括。不过后来我比照他抄写的敦煌经卷和五六十年代与王振铎先生往来的信札，他的前后书风还是有很大变化的。总之，他的根基植于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谡四大家，经过他多年的历练，形成他自己的向式风格，以其独特的行书风格，独步于史学界。
关于《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向达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他在《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里，并没著录此事。此铭由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写。此碑原石不知去向，又没有整拓，清人翁方纲花了四十年的精力进行复原。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此铭残本共十二页，前两页是伯希和发现的，后十页是斯坦因发现的，分别收藏在巴黎和伦敦的博物馆里。按说，这么重要的发现，足以引起向先生的注意，不知是何因，没有看到这一份珍贵的残页，冀希相关学者给予解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