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中看，方先生也是收藏之人，经验还算丰富，见识也算广博，但在藏品鱼龙混杂，涉及面广，深不见底的情况下，每个收藏者都有误导可能。今笔者小识此镜见之于报，与方先生略作商榷。
方先生已经从形制、铜质和锈色有过议论，结合图照，该铜镜本体定为南宋时代，笔者并无异议。但如果将其上墨书7字当真就难免过于“幼稚”。“该镜初现邵武古玩市场时，被多名古玩高手断为后仿赝品，理由是‘从未见过有铜镜用墨书铭的。’”可惜众人的意见并没引起方先生警惕，却归出鉴识六点，仅从墨书和铭文上看就将墨书当真。
凡稍有收藏知识的人对古代器物上墨书文字并不惊奇，木器、漆器和瓷器等均有之，方先生也已注意到“宋墓出土的瓷器砂胎底足上常见各种各样的墨书，虽历经弥久，墨迹依然清晰可见。”然而大家都知道，唯铜镜之上原始的铸铭从未见过墨书，各地出土成千上万的宋代铜镜上的原始文字都只有铸铭，铜镜铸成之后增加文字则为刻划，至于是否有随葬之时临时墨书那就难说。此镜直径17．5厘米，重250克，可见为实用之器随葬，而非明器。
宋代铜镜乃泥范所铸，胚体成形后镜面还需磨砺和开光，背面虽不磨砺也较光平，加上质地细密光滑，其上墨书文字不易沉着，只是浮在表面，加上铜镜为日常使用之物，手摸物擦，时间一久墨写文字极易脱失。故历代铜镜的原始文字只会铸铭，后添加的刻划，不以墨书。在瓷器釉上墨书不会留存，而只有在外底的涩胎上才可长久。墨书文字似为铸匠所写，却又不可能为匠人所书。
方先生述说铜镜“历经弥久，墨迹依然清晰可见。该镜墨书在30倍放大镜下，清晰可见为铜锈包浆下的墨书，墨汁沁入铜体，无法洗去……”观看照片铜镜表面绿锈泛起，而墨书却颜色鲜黑，文字清晰，一望可知其浮在表面，否则墨色怎能抵挡铜质的锈变。
如果以上还不足我们确信墨字为今人所书，我们还可从镜上文字的书写内容和行文格式来辨识。五代最有代表性的铜镜铭文为“都省铜坊 官 匠人某某”，这些文字排成三列，官字居中，有的加入铸造月份文字。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所见匠人姓名有：倪让、倪谋、倪成、李遇、李成、汪训、谢昭、王典、房宗、张彦等。出土这种铜镜较早的纪年墓为五代，如安徽合月巴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安徽合肥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年)墓、江苏连云港南唐墓。此类铜镜延用于北宋前期，如江西九江北宋雍熙三年(986年)还有出土。南宋墓中几乎就没有见到此种铜镜铭文。据《旧五代史·职官志》都省指五代时尚书省所辖丞、司，铜坊则应是尚书省所控制的官营制铜手工业作坊。因此这种五代铜镜属官铸。
我们所见到的南宋官铸铜镜主要是湖州铸监局的产品，其主要的文字有：“湖州铸监局 乾道四年炼铜照子宫（押）”、“湖州铸监局监造 乾道八年铸 监置石八乙”、“湖州铸监局乾道八年铸炼铜监制 石家”、“湖州铸监局 炼铜 委角菱形镜”，另外较为少见的是山东省博物馆藏的一枚北宋方形铜镜，铭文为“文思院置场造到 崇宁乙酉岁官匠行人张用”。南宋铜镜的铭文字体较小，不像五代都省铜坊镜那样字大分于钮之两侧，官字居中。因此方先生所介绍的南宋铜镜书写的更像五代铜镜文字的体例，文字也几乎铺满镜背，它们似为驴头，好像马嘴，实是驴头不对马嘴。
当前那些没有良知的古董贩子为了蝇头小利不惜花费心思在一些低档廉价的古董上做手脚增值谋利，搭载宋代素面铜镜本体作假贴花，加写或改刻文字已不是稀罕之事，收藏者理应多一份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