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称：玉座屏“青玉制成。高１６．５、长１５．３厘米。由四件玉片组成，两侧支架及中间上下两层各一片玉片，中间上下两层玉片两端的榫部插入两侧支架的孔隙之内。两侧支架均为连璧形，长１５、宽６．５厘米，两个相连的圆璧内各透雕一龙，缠绕于璧正中的长方形孔中。上层玉屏片正中透雕神话‘东王公’的形象，盘膝高坐。下侧左右两边各透雕一个跪着的妇女，周围透雕凤、鸟、麒麟、鸭、兽等形象。下层玉片正中透雕一妇人形象应是‘西王母’，头部两侧有日月相照，两侧各跪一妇人，四周透雕龟、蛇、熊等形象。这件玉座屏在西后室发现时，因中间两层玉片的榫部断残，四片玉片散乱在地上。”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４３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３年第１１期
１９９３年，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在《中国玉器全集·秦汉——南北朝》中，对以上的内容作了部分修改。东王公“盘膝高坐”，改成了“凭几端坐”，东王公周围透雕的“凤、鸟、麒麟、鸭、兽等形象”，改成了“凤鸟、狐狸、豹等禽兽”，“凤、鸟”变成了“凤鸟”，“麒麟”变成了“狐狸”，“兽”变成了“豹”，而没有了先前的“鸭”；西王母“两侧各跪一妇人”变成了“旁有跪坐侍者两人”，而原来西王母“头部两侧有日月相照”的描述，变成了“发后梳，戴胜。”
显然，西王母“头部两侧有日月相照”改为“发后梳，戴胜”一句最为关键。因为，从玉器依稀的刻纹上观察，刻纹有些模糊，而西王母头一侧的蝴蝶结形玉胜，外轮廓未经镂空，仅凭几条浅显的圆形和放射状阴刻线，确实很像日月放光的感觉。现在作者根据西王母戴胜的文献、文物模式，确定这是西王母戴胜的形象，则是十分明智，十分正确的。这也为文物界提供了惟一一件用美玉雕琢的、珍贵的、关于东王公、西王母文化内容丰富的、组合完整的玉器。
有关玉座屏的结构特点，笔者注意到了玉座屏两侧支架所谓的“连璧形”，“双连璧形”。从器物图上知道是上下叠置的所谓璧形，但单个的所谓的璧的造型却十分奇怪，在圆璧的上下都有对称的平底角形凸饰。经仔细辨认，原来它们就是画像石等文物上屡屡出现的，惟西王母头上的戴饰玉胜两端的蝴蝶结形部件，而且从玉座屏统高１６．５厘米减去高出支架约二三厘米的宽梁部分除以二 ，单个部件的高度恰与朝鲜乐浪出土的东汉玉胜６．７厘米接近图一３ 。如果判断无误，刘畅墓中的玉座屏，很可能就是人们一直无从寻觅，难得一窥、符合人体工学规格比例的两副玉胜的上下叠置的形状。
玉座屏横向长１５．３厘米，正好与人头顶部的宽度接近。假设将上下两件分离开来，就按这件玉器上东王公、西王母图像上玉胜的位置与方式，分别固定在人的头顶上。
那么这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真正意义上的玉胜。
有关西王母戴胜的图像资料十分丰富，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西王母头上的玉胜，横梁与两端蝴蝶结形饰物的榫孔穿插关系，除个别，如美国西雅图博物馆一件东汉铜镜上，西王母玉胜呈扁条状，其他基本不似玉座屏那般所谓支架正侧面朝前的扁薄垂直状态，而是与横梁同样正面向前。定县上部一件背面上的刻画十分明确，梁端的蝴蝶结形，左边无纹饰的内侧一面向前，右边是有纹饰的一面向前图二 。笔者从照片上看不清玉胜实物上长方小孔的宽度，是否足以宽松到如上面一件上刻画的蝴蝶结形朝前的形态仅照片上判断似乎不能 ，如果宽度不够，我们是否可以从美学的角度分析，这可能是工匠考虑到以常规、正确的正面透视表达缺乏美感的故意。这种在同一美术作品中透视不一的现象，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工匠和美术家们经常会采用的艺术手法。
玉胜的形状结构，如画像石、铜镜等资料上发现的，似乎比较简单，由一个横梁与两片蝴蝶结形饰物在两端穿连组成。但这些图像实在太小、太模糊了，根本不清楚其细节结构及附饰刻纹。不过作为仙界大人物头上的戴饰，其精美程度应该是非同一般的。参考分析从定县玉座屏获得的两件完整玉胜的结构与纹样以及朝鲜乐浪出土的玉胜的蝴蝶结部分，玉胜上面不但有细刻纹、镂空工艺，纹样题材方面除花卉，龟、蛇、鸟、熊、虎等动物，还有九尾狐、螭龙等仙界神物和仙人，东王公、西王母也端坐其中。从众多的资料上分析，出现这些动物它们不是随意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组合、一定的规律性。道教和神话里面，它们都各有比较明确的意义。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中的玉熊龙，仰韶文化中的蚌壳堆塑的熊形，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诸多原始文化中发现其玉石等的鸟的造型艺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类型文化中的玉龟，仰韶文化中的蚌壳堆塑虎形，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中虎的造型及刻纹，河姆渡文化中的象牙刻凤纹，石家河文化中的喙尾相衔的凤纹玉环，大溪文化、仰韶文化中的石头或蚌壳堆塑的龙纹，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多处已见玉雕龙等，足见这些动物当时早已在先民的心目中树立并产生了非同凡响的精神地位和影响力。
关于玉胜上诡异的蝴蝶结形，１９９５年，台湾故宫的研究员邓淑苹在《蓝田山房藏玉百选》一书中，根据朝鲜乐浪出土玉胜的正面形状，认为：“所谓‘司南佩’，似为两个玉胜联结而成，故应称为‘胜形佩’。”因司南佩与式图有关，而“西王母的发髻上，都插着‘玉胜’。玉胜的形状，似亦与式图有关。”邓先生的说法很有创意，假设将司南佩上下两层间的隔梁拉长，司南佩俨然成了一件玉胜。·
笔者曾经撰写过《司南佩考》《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司南佩的主体可能是玉琮》《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０年２月２日 两篇文章，从司南佩其主体呈现的独特的凹缺形外轮廓和佩带者的角色上，判断出这可能是后人为达到从良渚玉琮上取得某种宗教意义，而刻意扁化、小化玉琮所得到的衍变形体。
司南佩与玉琮有关，这是个重要线索，那么与司南佩有同样蝴蝶结形组合的玉胜和玉琮也应该有密切关系。通过分析，令人兴奋的是，这个十分神秘、十分关键的蝴蝶结形，同司南佩的源头如出一辙，同样出自玉琮这种玉器上
定县的玉座屏，《简报》在描述两侧支架时称“均为连璧形”。《中国玉器全集》称“由四块镂雕玉片拼成，两侧支架略呈长方形，上刻蟠龙纹双联璧”。这里的“连璧”、“双联璧”是专指这件重叠的两件玉胜，其形状若如朝鲜乐浪出土的上下四角中间圆璧的蝴蝶结形。笔者曾经在形体相近的先秦亚字形玉器中寻觅过，不能令人信服。仔细看，反复看，越看越怪，越看越迷惘。后来干脆脱离图像，凝思推敲，终于在“连璧”、“璧”、“上下对称平底两角形”、“四角”的一些要素上若有所悟。特别是曾有巨大影响力的反山“琮王”，硕大厚重，外方内圆，中间一个小穿孔。从它的顶面俯瞰，中间是个圆璧，外周是个四角方形。参考司南佩是玉琮侧面的小化，扁化衍变体，那么怪怪的“蝴蝶结形”其实就是玉琮端面略为扁化、边线内收的衍变形式。
显而易见，玉胜是汉代仙道学家们发明的与刚卯、司南佩一样，源自玉琮的，又一种意义非凡、别出心裁的佩戴类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