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石器时代的中原玉器出土现状看，早期玉文化在河南并不发达，从八千年前开始对美石的认识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遗址开始，史前中原目前只见少量绿松石小型饰物和玉兵器、工具类，如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舞阳贾湖出土的玉石和绿松石所制作的小件饰品，仰韶时期灵宝西坡遗址最近所出玉斧等，但远不能与东部的红山文化、海岱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石家河文化中所出土的大宗玉器相比。上述地区所出玉器，具有成组大批量的精美玉礼器，表现出超越史前生产力、超越现实的精神和宗教层面的内涵。这些先进的玉文化因素在新石器晚期向中原地区集中的态势，已经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中崭露头角。禹州瓦店是河南龙山晚期王湾三期文化中代表性的遗址，经测定距今有4300—3700年。它处于夏立国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遗址内涵丰富，不同地区文化因子在此汇流，特别是一件玉鸟，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遗址中所出土的玉鹰(鸟)形笄器型一样。同样相近的玉鹰(鸟)形笄也出现在龙山晚期的陕北神木石卯。北方玉器与南方文化通过这个玉鹰(鸟)形笄可见其交流之轨迹。河南龙山晚期诸如登封土城岗、汤阴白营、禹县吴湾、孟津小潘沟和安阳等地都出上厂礼器、兵器、工具和小饰件，皆光素无纹，显然处于治玉技术之初始。
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内核成形时期，近年来在其中心区域的中原一带的玉器考古，证实着一个汇聚和辐射的动态聚合过程。
随着夏王朝一统天下的形势，史前高度发展的几大玉文化板块——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河汾地区的陶寺文化、海岱地域的凌家滩文化和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不同的制玉传统开始汇集中原，河南偃师二里头所出，玉器具有多元文化汇流的特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融南北东西玉作工艺之特长。
在二里头遗址最新的考古发现中，人型的建筑基址、丰富随葬的贵族墓葬和成规模的绿松石作坊，都说明了一个集权制国家形态的成熟。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类别中，既可见到受东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影响的玉制工具和兵器类的特征，如多孔玉刀、玉圭、钺、齿牙装饰、绿松石器镶嵌饰物等，也可见到西北部来自陶寺、芮城等地以及更远的神木石卯玉器的传统，如大型的刃具，特别是斧、璧、钺、璋、戚等。另外，还有受环太湖良渚文化影响的壁、踪、环、管、椎形器等，受石家河玉器影响的柄形器、管、坠、人头像、动物佩饰和牌形饰。在玉器制作工艺上，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玉器，既有良渚风格的规整、严谨的造型和细致高超的细阴线雕刻工艺，同时在柄形器上的阳线运用上也可找到石家河玉器风格的遗绪。熟练地运用砣具进行解玉、钻孔、表面处理的工艺水平，义可与东部大汶口风格相媲美。其中七孔玉刀，已经摆脱了原始琢玉的技巧，长达65厘米的开片，规整的窄肩宽刃梯形造型，两端对称的凸齿，表面以交叉的阴刻直线构成网状几何纹饰，上部等距离单面钻七孔，加工精美，堪称精晶。这种在礼兵器枘部的细阴线雕刻，为几千年玉器阴线纹的工艺奠定丁基础。另外出土于二里头的不同形制的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铜牌饰和最近出土的长达70.2厘米以2000多片松石镶嵌的龙形器，历经几千年而不松脱，其绿松石加工镶嵌工艺所达到的高度使人难以想象。
商是个尚玉的民族。商玉汇聚西部之玉材和东部之冶玉技术而蔚为人观，走向了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安阳殷墟玉器及王畿内所出玉器，代表’厂商代王室用玉的空前盛状。《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灭商时，曾“俘商旧玉亿有百万”，虽近夸张，但也说明商玉的数量和品类之多。在近些年发现的商墓中，都发现了在随葬中占很大比例的玉器，其类型繁多，来源复杂，片状、圆雕、实用器皿一应俱全。其中商代晚期安阳殷墟妇好墓一次所出的玉器达755件之多，包括礼器、仪仗、工具、用具、佩饰、艺术晶、杂器七大类，特别是人形和动物形生肖玉佩，出自于对人和动物习性深入的观察，形象传神，并且能够巧妙地利用玉材，因物赋形，扬鼻的象、警觉的兔、回首的牛、张口的伏虎、展翅的鹰与燕、蜷龙和跽坐人等。妇好墓所出带冠神禽饰，原名玉鹦鹉，造型为长羽冠、勾喙、尾羽华丽，双勾线回转遒劲，构图严谨。圆雕跽坐人形佩，在服饰和姿势和神态上表现出殷商贵族与东夷的关系和文化特征。商玉中俏色工艺的实例，是利用天然黑白相间的玉料雕出玉鳖，灰黑色的鳖甲和白色的腹部四肢形成对比，是造型和玉料的完美结合。由于砣具、管钻、琢磨技术的高度成熟，商代玉饰的表面装饰比前代有重大的突破。双钩线纹的运用，将面与线结合，使阴线间阳纹自然凸出，呈现出阴阳交错的立体感觉，与商代青铜器以线条构成多层浮雕纹饰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美。商代工艺精湛的玉器，奠定了中原文化的悠久的用玉传统。近年来，在商都之外的区域如罗山莽张商周墓地，淮阳冯塘、新郑望京楼以及商末周初鹿邑太清官大墓所出玉器，河南信阳光山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人首与商王都所出玉器风格一致。
两周时期，随着社会礼制的日臻完善，乇器不仅是贵族在进行祭祀、朝聘、征伐、宴享、婚配、丧葬等活动的家国重器，而且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组合玉佩，是将璜、环、珠、等以彩绶贯之，由短及长，锵鸣清扬，为东周佩玉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随着近年来河南西周考古的进展，河南西周洛邑和浚县辛村卫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等各封国墓葬玉器的大量发现令人瞩目，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去审视西周玉器所具有的非凡魅力。
首先，片状佩饰构成的组合玉器增多，根据两次虢国墓地和应国墓地发掘的资料，可见成组串饰的串法有五种之多。其中玉牌连珠式组佩，分为若干行上下递增连缀，如平顶山应国墓地1号墓出土的玉项饰，四龙首玉牌两侧的柄形饰与玉棒下联四列管珠串饰，四行递增连缀，色彩斑斓；人身主体佩饰，以玉璜挈领和多件玉璜和串珠连缀，大小相次由上向下排列的组佩，如1990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01号墓的七璜组合玉佩，以7件玉璜和1件盘龙玉饰、18件玉管、276件红玛瑙管珠、108件绿松石珠构成，出土时置于墓主人颈部垂至膝下。七璜由小个人依次递增，以红玛瑙与绿松石珠以纳间。玉璜以青玉为质，刻以卷龙纹，其纹饰流畅疏朗，具备典型西周玉器的装饰风格。这类联璜组合玉佩，多见于西周王室、诸侯等高级贵族之墓中。与之同时期的山西省天马——北赵晋侯墓地和早寸：此时的宝鸡渔国墓地，都出土了这种类型的联璜组合卡佩。另外，还有出于腰际股侧、耳际、发际、腕部等处不同类型的串饰。其次是用于殓葬的礼仪用玉，已经形成系列。虢国墓地2001号墓的玉覆面、口含玉、手握玉、脚趾夹玉、脚底踏玉、身上置玉戈、玉璋，身下置玉璧，这种全身殓乇的趋势，是汉代玉衣之滥觞。第三，承商代肖生玉器，表现自然界动物类别更为丰富。在虢国墓地中，不仅有商玉中常见的龙、虎、牛、象、鹰、兔、龟等，而且有羊、猴、蛇、蜘蛛、蜻蜓、蝉等商玉中少见或不见的动物和昆虫。
在洛阳北窑西周贵族墓葬和豫北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中，出土玉器也是精品屡现。牛形调色器和圆雕伏虎、七制的兽面、生肖饰物等最受人关注。西周玉器从商玉的神秘中超越出来，疏朗和流动的线条更具有装饰美感，一些装饰化了的人形佩饰造型奇妙而想象力丰富，其线条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的勾彻手法，将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结合，线与面的过渡更为自然流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周一些大型玉饰上，细如束丝的阴线密集排列，中间无间断和跳刀痕迹，开创了西汉游丝雕的先河。西周玉器在商代玉器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人文特色的崭新风格，在河南洛邑与各封国玉器中发散出异彩。
春秋战国时期，以洛阳东周王城为中心的晋与三晋、卫、宋、郑的中原周文化圈，侧身周楚间的申、吕、黄、江、樊、邓、曾等汉淮间诸小国以及一直致力于北上中原的楚国文化，都在中原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迹。周人尚玉的方式与商人很大的不同在于，周人更注重于将玉之贞洁无瑕之质比附君子之美德，玉器成为美好事物与人格的参照物。“君子无故，乇不离身”，玉佩不仅用以约束行止，谐和体貌，也是君子人格的象征。玉之概念已经远远超出其自然属性，成为上古服饰的一道亮丽美景。洛阳东周王室用玉，代表这一时期玉器制作的最高成就，但因历代失于盗，位于洛阳金村的王陵所出玉器多流落国外。现收藏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出于金村的舞人组合玉佩，全长42厘米，以金链贯穿璜、管、冲牙和玉舞女，一对舞女短发覆额，两鬓有盛，衣长曳地，博带，相对扬袂而舞，佩饰中双首龙形为冲，末端垂以龙形双璜，此佩可挂于颈部垂于胸前。郭沫若先生曾对此作过考释。在洛阳数十年的考古发现的两周墓葬中，佩玉占了很大数量，不乏有精品和典型的组合出土。其中洛阳中州路1955年发掘的260座东周墓葬，有一半以上墓中随葬各种质地和色彩的玉石器，不少墓主的胸腹部都有一组或两组佩玉，说明东周时期王城贵族中佩玉之风行情况。
以玉覆面作为一种周文化的特殊殓葬礼仪，在洛阳中州路和近年所出的东周墓群中继续使用和完善。洛阳中州路发掘的二百多座东周贵族墓中，以玉石片覆面和殓葬的达34例。近年出土的洛阳西工区7602号墓、洛阳机车厂战国墓以及豫北的山彪镇l号墓、河南辉县褚丘、赵固1号墓等多处东周墓葬中都有玉覆面出土。
汉淮间诸多春秋玉器，是中原与南方夷夏之交的结晶。南阳春秋中期楚灭申后的“申公彭宇”墓所出的玉扁长条形饰和玉牌形饰与春秋中期的楚川下寺楚墓玉器在造型、纹饰一样，而属于肖生玉的玉鸟、圆雕玉虎、玉鸳鸯造型和项饰等，则接近中原东周王城和虢国墓地中所出玉器，说明作为中原诸侯属地的申在楚风浸润中所保持的中原风格。
桐柏月河春秋墓当为公元前538年楚灭养国之前的养国国君墓葬。在此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中，有几个突出的现象：一是柄形饰和条状饰数量多，且以浅浮雕的龙纹、卷云纹为主体，在凹处填以束丝状的阴刻线，龙纹趋于增多态势：二是虎佩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兼有楚式虎的拱背卷尾与中原虎的直身卧行式：三是江南吴越玉器因素也可见到，如带齿环抉器形。
信阳黄国作为淮河流域最初与楚抗衡的小国，在公元前648年被楚所灭。1983年黄国故城西南信阳光山县宝相寺发现春秋早期偏晚的黄君孟夫妇合葬墓，出十玉器185件，类别有片状的环、璧、璜、抉、虎、蚕、鱼、鸳鸯和圆雕的兽头、人头，其琢玉传统渊源极深，既有中原商周文化的余绪，也有江汉南国玉器的遗踪。
固始侯古堆大墓，据考墓主是宋景公之妹吴太子广夫人，其墓中出土数十件玉器。多款双首龙形璜中，兼有勾彻双阴线的兽面纹、云雷纹装饰和浮雕隐起的卷云纹两种手法，而鸭首形的玉带钩和玉人，带来了吴楚文化的信息。
淅川楚国贵族墓地，从春秋中期到晚期，延续140年左右，这正是楚文化形成和走向鼎盛的时期。这里出土的玉佩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虎形佩、卷云纹的玉牌饰、虎首玉觥作为组合佩的主要构件。在出土佩玉最多的下寺1号墓、2号墓、3号墓、8号墓等墓中，都是以成对的玉虎、于—璜、多件偶数的玉牌饰间以玉管、珠组合而成。出于淅川—卜寺1号墓的大型兽面玉牌，是组合玉佩的主件。浅浮雕的兽面纹位玉牌正中下部，两侧上下对称各有一组龙纹，四周的牙脊实际上是两侧龙首的口舌、鼻、目、角的轮廓，细部填以缜密的束丝纹和麒麟纹，虽有左上部一组龙纹未完成，但仍不失为一件绝世精品。
豫北辉县琉璃阁春秋墓地、固围战国墓群与汲县山彪镇墓地出土了大量玉器精品。琉璃阁春秋墓地规格较高的墓甲、墓乙、60号墓、75号墓、55号墓、1号墓出土了精美的玉器。60号墓的一套组玉佩，出土时可见其放置层次和组合形式，浮雕的云纹璜位于组合佩的上部，环璧类居中，为佩之主体。而冲牙、长管、流苏类垂于下，在行走游动中可以发出锵鸣之声，这与《礼记》言君子“行则鸣佩玉”之记载相符。
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出土的一件大玉璜就是由七块标准的和阗美玉和两个镏金铜兽面组成，色白而细腻，光泽晶莹，中部五玉内心穿空以铜片缀连，两端兽首衔透雕椭形玉，其琢工剔透玲珑，因被誉为“玉器冠冕”。
楚国玉佩实用的突出例子是出土于战国早期的信阳长台关楚墓的10件绘彩木俑。这些侍女俑身穿交领右衽直裾袍，宽袖束口，腰悬以玉璜为主体的珠、璧、环和彩绶组合的玉佩，气度不凡。这使我们想到《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的诗句：“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
春秋晚期到战国，中原墓葬中出现龙的形透雕佩，以曲身回首和双首的S形为主，轮廓蜷曲飞动，采用镂空技法与浮雕的起伏面，线条刻画精细，选料考究而碾锋锐利。这种蜷身飞动的透雕龙佩作为珩形饰，往往下缀两三组玉串饰。信阳楚墓、叶县旧县1号墓推及中原战国墓，都有透雕龙形佩出土，至淮阳平粮台楚墓，龙形佩已经成为组合玉佩的主件，淮阳平粮台16号墓内棺的人架上，有10个龙形佩，间以玉管。龙形饰已经取代了其他类别的玉饰成为组玉佩主体。随着人们治玉水平的提高和对龙形神物审美意识的深化，战国龙形佩所具有的婉转飞动之美，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而成为战国佩玉中的极品。
河南出土的春秋玉器，在西周玉器的勾彻法的基础上发展为浅浮雕的隐起和平凸，繁缛的龙纹、螭纹和卷云纹相互勾联，上下交错，左右呼应，细部不留余地地填以网纹、束丝纹和麒麟纹，给人以丰满多变的视觉效果。而战国玉佩又进一步发展，工艺技术精湛装饰手法多样，阴线刻与隐起、平凸和镂空等琢法穿插运用，将挺拔流畅、遒劲利落的线条和谷纹、螭纹、涡纹等碾琢工艺结合，构成婉转飞动的造型和缛密精致的纹饰。同时，玉与金、银、铜等不同材料金属的嵌合工艺出神人化。这一切都带来了中国古代制玉工艺继殷商以来新的高峰。
汉室尚玉，源于对玉的迷信，以期保护死者不朽的丧葬用玉明显增多。玉衣、玉九窍塞、玉晗、握玉等，是汉代王公贵族特有之葬具。玉衣的使用根据等级不同，有金缕、银缕、铜缕、丝缕之分。另外，乞求神灵保佑、祓除不祥的辟邪用玉大量出现，如玉刚卯、玉翁仲等。在汉代常见的玉佩还有称为襟的心形玉佩和线条流转婀娜“翘袖折腰”的舞人佩。贵族佩剑，常以剑首、彘、秘四种玉装饰，称为玉具剑。
汉皇室装饰玉虽呈衰落的趋势，但其装饰线条一如汉代壁画与画像石刻，细腻而婉转飞扬，充满生命的律动感觉。游丝毛雕的技巧显示出工匠蕴含的丰厚内功。这一时期的玉器纹饰多勾云纹，粗细阴阳，勾连多变。而玉翁仲、玉蝉刀法简洁，寥寥几刀，神韵尽出，因有“汉八刀”之称。出上于河南商邱永城硭砀山梁王陵的一批玉器，有玉璧、玉襟形佩、玉舞人佩、玉戈、玉剑饰等，多以和阗白玉为料，玉质晶莹，做工精良。玉舞人佩一对，相向扬袂折腰，舞姿婀娜。白玉蝶形佩，其微凹的表面上，细如毫发的阴线刻流转劲健，丝断神续，是继东周游丝刻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永城僖山汉墓所出金缕玉衣，是由2008个玉片用金丝缀合而成，按人体部位分别为头罩、面盖、上衣、袖、手套、裤、脚套等。
六朝以降，逮至隋唐，中原治玉传统渐次衰微，后代墓中，络绎可见琢玉精品，但远不能与秦汉以前中原墓葬的大宗用玉传统相比。
河南出土的古代玉器，特别是上古三代的玉器，是中国玉文化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环，其中不少属于承前启后的绝世之品。中原三代玉器与青铜器一样，是一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象征。从玉器的发展、传播，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华民族在中原的三代中心是在史前周边四夷文化向中部汇聚的过程中成形的，中原华夏文化的发展是在接受周边异质文化的同时，优化和更新自身，并不断地向四边辐射。在汇聚和发散的双向运动中，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了统—和成熟，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