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从上表中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合规制的现象，如万贵、朱守诚，身份与用玉规制不符。透过这些现象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况。
万贞儿是明宪宗朱见深的宠妃，“今万氏反是而获异眷，亦犹玉环之受宠于明皇也”，可见其受宠程度。而万贵正是万贞儿的父亲，官至锦衣卫指挥使，为外戚，地位颇高。京卫中对明朝政治影响最大的就是亲军卫中的锦衣卫，由于锦衣卫地位尊，权力大，权贵子弟多寄衔卫中，《春明梦余录》卷六三《锦衣卫》中记：“自正统后，贵妃、尚主、公侯、中贵子弟多寄禄卫中，递进用事。”而万贵不但是皇帝岳丈，更把持锦衣卫，由于特殊的地位，大有得到皇帝赏赐玉器的可能，墓中出土大量的金银玉器也就不足为奇了。
朱守诚在这些人中显得比较特殊，既不是亲王也不是品官，在他的墓中出土有各种扇骨的折扇23把，紫檀木笔筒、玉砚、镇纸等，特别是目前唯一出土的朱小松竹刻香熏也出自他的墓中，据出土物品推测朱守诚生前可能是文人雅士。文人使用玉器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及商品化的发展有关。明代中后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首先在江南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在意识形态上也带来变化，越礼逾制是这个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一些知识分子脱离儒术投身商业，甚至一些士大夫将此作为曲线入仕的途径，从商为其带来经济上的财富，从而使其有实力追求高水平消费。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苏州是明代中晚期的琢玉中心之一，并以工巧著称于世，对于带动周边地区玉器的使用和普及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明代玉实用器特点
归纳上述出土和传世的玉器材料，可以看出明代玉实用器所反映的一些特点和变化。
(一)材质以和田玉为主
除了水晶、琥珀外，上述明代玉实用器的玉料多为新疆和田玉，以青玉为主，少量为白玉、碧玉、墨玉。总体来看，玉质上乘的不多。
(二)定陵出土玉器皿多以金、宝石点缀
定陵出土的玉实用器最大特点就是多配以金托或金盒，并点缀以外来的宝石，这一点明显不同于其它墓葬出土的玉器皿，给本身朴素内敛的玉器平添了许多华丽色彩，尽显皇家风范。
三)从玉杯看明代琢玉风格的变化
在目前出土和传世的玉实用器中，杯的数量最多。杯体有圆形、桃形、瓜棱形等，玉杯的耳柄部是最富于变化的部位，有单耳和双耳之分，都是采用镂雕技法，题材有各种花卉、螭龙、渔翁、童子等。其中属于明代早期的朱檀墓出土的雕花白玉杯，在某些方面尚可看到元代同类器型的影子，如对比江苏无锡钱裕墓出土的元代青玉桃形杯，可以看出雕琢风格都比较简约。而发展到明代中后期，雕琢的手法趋于繁缛，如故宫博物院藏青玉镂空葵式杯。
(四)造型、纹饰出现新的品种
明代的玉实用器中出现了新的器型，如执壶、花插等。在纹饰方面也有其时代特征，除了传统纹样外，在明代晚期出现了大量寓意吉祥的图案。如定陵出土的执壶上寓意“万寿富贵”的纹饰。此外，在传世的实用器上常常会看到云鹤纹、灵芝纹、八仙庆寿纹等寓意长寿的图案。此外，还出现在器上雕刻诗文的作品，如故宫博物院藏青玉桃式杯的口沿下阴刻篆书四言诗，茶晶梅花花插上有阳文草书“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这两件器物均刻有“子刚”款。
(五)陆子刚款玉器
在玉器上款署作者姓名的，甚为罕见，陆子刚可谓开此先河。〖BF〗陆子刚系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苏州的琢玉大师。据当时《太仓州志》载，陆子刚祖籍太仓。文献记载其作品“工致侔古”、“法古旧形”，具有强烈的仿古倾向，但在造型和图案设计制作上，又往往融会了具有个性的巧妙构思，赋予其作品以新意。由于陆氏作品在当时及后世“皆比常价再倍”，在利益的驱动下，仿冒陆子刚款的作品众多。黑舍里氏墓出土的夔凤纹樽是目前北京地区出土的唯一一件带子刚款的玉器，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参考故宫博物院公认为陆氏所做的几件作品，如青玉合卺杯、青玉执壶等，可以看出陆氏所制玉器的独到之处在于多选用上乘玉料，雕刻技法精湛流畅，常在器上雕刻诗文，字体清秀有力，刻款规整。
(六)仿古器皿多见
明代仿古器较前代体量大，数量多。除前述三件出土的仿古器，传世的仿古器的数量也很多。如故宫博物院藏的白玉兽面纹兽耳炉、墨玉龙纹兽耳簋、青玉兽面纹冲耳炉、青玉兽面纹方觚等。这是由于明代的工艺造型艺术及纹饰图案都受到复古风气的影响，于是在器形方面取材于商周青铜器中的觯、觥、鼎、敦、方壶、提梁卣等，在纹饰方面多采用兽面纹、云纹、谷纹、雷纹等纹样。这股复古之风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乾隆年间达到顶峰。明代的仿古器皿受到掏膛工艺技术的限制，胎体较厚且厚薄不均，发展至清代，多数胎体略薄，厚度均匀，边沿合乎规矩。
(七)雕琢技法和抛光工艺
出土的这些玉实用器上的纹饰采用浮雕和圆雕的方式，地纹往往使用隐起和阴刻的手法表现。多数都有很强的玻璃光泽，但纹饰的细部处理往往较为草率。由于器型较大，所以“粗大明”的说法在玉实用器上的表现最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