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玉之美的功能——至美器是玉石分离的第二座标
玉固有的美是人们赖以制造玉美器的重要依据和条件，也是玉石分离过程中的文化基因和第二座标。玉美器是指以玉（包括玉髓、玛瑙、水晶、松石、煤精等美石和文石）为原材料制成的、用于非生产性的审美功能的器物，也就是为满足人们审美欲望的具有装饰功能的玉器。其实玉美器是人们所用的装饰用品之中的较晚出的一类，在其前远古人至少用过石制的装饰品，更早的还利用各种野生动物的牙、骨、角及河海中的蚌壳等食余废弃材料，制造装饰用品来打扮自己。即使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或者像风胡子所说黄帝“以玉为兵”的时代里，玉美器与石、牙、骨、角、蚌等材料制成的装饰品还呈并存状态，互为促进，共同繁荣。但玉美器的使用对象并非原始部落的一般成员，而是少数上层有权势的特殊人物——巫、酋长、军队指挥员及其贴身人物。玉美器的存在始见于兴隆洼、查海两文化。兴隆洼仅出玉玦和匕形器，玦是耳饰，即耳锤上的装饰，匕形器也是装饰品，此外还出土了玉斧和玉锛。查海除了环状、管状两种玉玦之外，还出土了玉匕、玉管珠，也都是身上装饰，此外还出现了一件玉凿，说明玉美器与玉工具同出于相同的文化遗址中。这种现象始见于兴隆洼，再见于查海，确是值得注意。稍晚的辽东沈阳新乐文化遗址出土玉珠６粒，同出玉凿４件。东沟后洼下层遗址出土玉斧和玉凿２８件、玉坠饰５件，也是玉美器与玉工具同出于一文化层。由此可以了解到远古人的爱美欲求可能与生产知识、获得食物的经验同步成长，或许美欲比生产的接触面不仅宽广，而且是天赋的、遗传的。美与丑、生与死这一对矛盾交织穿插于远古人朴素而又艰苦的日常生活当中。玉玦、玉珠与玉斧、玉凿同出就是远古人所面临的食与美为基本内容的群体生活的真实写照。
东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古文化出土玉器与东北不同，玉工具甚少，玉美品很多。距今约７０００年的河姆渡文化出土玦、璜、管、珠、锛、丸、坠等小件佩饰，玉料有玉和莹石两种，莹石占多数。上述玉器可能均为装饰用玉，应是玉美器。距今约６０００－７０００年的马家浜文化出土玉器多属璜、玦等小件饰品，是以玉美器为主的。距今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年的崧泽文化出土玉器有璜、玦、环、、镯等，以璜为主，有心形、璧形、圆饼形三种，也是以玉美器为主的。同时有三种玉说明殓尸玉业已抬头。长江中游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年代距今５３００年，出土玉器数量多，现已发表的约１３０件左右。玉质为透闪石、阳起石、叶蛇纹石、利蛇纹石、水晶、玛瑙、玉髓、石英、绿松石等，玉器有玉人、玉龙、玉璜、玉璧、玉环、玛瑙斧、玉玦、玉镯、玉钺、宝塔形玉饰、玉管、玉珠、玉扣形饰、玉喇叭形饰、玉月牙形饰、玉菌形饰、玉兔、玉冠形饰、玉龟、玉刻图长方形片、玉鹰、玉龙凤璜、玉齿环、玉丫形器，玉双连环、玉猪、玉坠饰等等，玉器品种多样繁杂。属玉工具（包括武器）的有玉戈、玉钺、玉铲、玛瑙斧、玉斧等，刃部使用痕迹不明，或许用作瑞器，或许另有其它用途。属于玉美器的有玉璜、玉环、玉玦、玉镯、玉管、玉珠等。此外，玉人（巫像）、玉龟、玉刻图长方片等应属同期新出现的玉神器。此文化遗址所出之玉美器品种多、数量大，有着很重的份量。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文化所出玉器的属性、功能及其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其玉美器的阶段性则是不可逾越的，如上述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都是处于玉美器时期，但玉工具已消逝了，而江淮西段的凌家滩出土玉器中其玉工具类和玉美器类相当多而共存，与东北兴隆洼、新乐等文化相似而更繁荣，但出现玉神器则是它的新倾向。三类不同社会功能的玉器共存共荣确是它的一大特色，这是同中有异的特殊情况。通观上述如此众多的玉美器的出现或存在，说明当时的原始部落群体对玉固有的美的文化品格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善用其美来美化自己。玉之美确已成为斯时玉石分离的新座标，将玉石分离推向新高度和新里程，其分离已成为必然趋势而不可扭转。
４、玉的神物功能——玉神器是玉石分化的巫教基因及其最终一程
玉的神物功能是风胡子说的，也就是前引“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接着强调地指出：“夫玉亦神物也。”这就是说黄帝在以玉为兵时也不忘玉是神物，可知黄帝这一时代对玉石分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促使玉石分离的兵器功能、神物功能这两个基因均在此期发生了重要作用。
玉神物可作三种理解：１、玉是神灵寄托之物体；２、玉为神之享物；３、玉是通神之神物。不论怎样诠释，玉与神是紧密相连、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的，使玉披上了神秘的外衣，戴上神圣的光环。从此，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过去截然不同了，它由现实世界进入神灵界，由大地直升到苍天。这一境界风胡子未能点说，依我的理解，那就是《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的“山”。山即密山，系昆仑之峰巅。《山海经》云：
“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皇帝是食是飨……黄帝乃取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浊泽有而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其玉膏——玉荣“黄帝是食是飨”，其瑾瑜“天地鬼神是食是飨”，真可谓是玉神物与神享物的最精确的诠释，玉与黄帝、玉与天地鬼神联在一起，玉成为黄帝与天地鬼神享用的美味佳肴。“君子”佩玉也沾上神秘色彩，已不是单纯为了美，而是为了抵御鬼魅魍魉的侵害而保平安吉祥。至此，玉的现实功能已完全被排除并被抽换为神物的功能。这种玉功能的转化或者取代，当然并非与其物理性能亳无关联，譬如说，瑾瑜是由黄帝乃取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产出的最佳良玉，其质地坚栗精密，润厚而有光泽，玉有五色，其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多少都可与玉的物理性能挂钩，但其神化功能（超自然的法力）则与其物理性能相距遥远或毫无联系。如果说玉的工具与装饰功能都是人们认识了玉的物理性能特点之后，加以发挥利用的话，而玉神物的说法虽不是百分之百地捕风捉影，也是现实根据不足，可以说是完全根据某种社会需要特意地编造出来并附加的特殊功能。是什么人赋予玉以神物功能呢？退回到距今６０００－５０００年间的原始社会，那时只有巫最为聪明、最有智慧，又善于沟通天神，她总要找到一种神的物化或物化了的神以自欺欺人，她终于选择了稀少而珍贵的玉为神物，巫以玉事神，所以说玉神物的说法是巫提出的。由于巫的编造，玉成为“神”或“神物”，从此玉与巫也建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一种玉、巫、神的三角关系，即玉－巫－神－玉，三者互为联通，循环往复，巫以玉事神，神飨玉，降吉凶，巫传神旨，部众顶礼膜拜。巫如何事神？这对我们的研究课题并无直接联系，不必详述，我们只要知道玉神物是巫加给玉的光环即足矣。与此可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辽宁牛河梁积石冢女神庙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和以杭州余杭反山、瑶山为代表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玉龙、勾云形器、兽首玦、马蹄形器、边刃圜形器以及龟等都是巫事神用的玉神器；良诸文化玉器中的琮、璧、钺、冠形器（玉梳背）、三叉形器、璜、带钩、锥形器等也都是巫事神用的玉神器。凌家滩出土玉器中的玉人、玉龟甲腹、玉刻纹长方形片、玉钺等可能是玉卜用器，还不是直接事神用器，但卜与巫可分亦可合，玉神器的界定宜粗不宜细，姑亦列入玉神器。当玉已升华为神物、巫也掌握了大批玉神器供其事神所用之时，其它一般的石头却无法与玉相较量，毫无抗衡之力，只能依然故我地充当制造生产和生活用器的材料。从这一侧面来看，也足以说明玉石分离至此可以宣告结束了。
总之，玉石分离随着社会物质生产水平与精神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循序渐进，有规律地结束其全过程。以迄今所获出土玉器为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玉石分离的源头是在琪分布区，即与岫岩老玉（闪石玉）矿一山之隔的海城小孤山仙人洞，在那里发现了距今１２０００年的三件透闪石玉砍斫器。玉石分离的基因是玉之坚韧和玉之美，这是玉所固有的物质属性被人们认识、发现并加以利用的结果，权作区别玉与石的两个标准，它来自打造石器的人的经验和爱美之人的欲望，具有功利主义的性质。玉神物则是玉石分离的第三个基因，也是最终的标准。毫无疑问，这是巫生发并宣扬的神圣而崇高的神学观念，把玉与黄帝联系起来，又把“天地鬼神”和玉捆绑在一起，所不同的是黄帝飨白玉之膏，而天地鬼神则飨瑾瑜，各飨不同的神物玉。巫把玉与神联系起来之后，玉的品位不仅大大不同于从前，且把石头远远地抛到九霄云外，这是与本题有关的，也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事神用玉随着巫的权力扩大、事神活动增多，其用玉量也必然猛增，琢磨玉神器的工艺、艺术水平也大大提高了，进而促成了我国史前玉器制造的高潮的到来，同时也形成了空前的第一次史前玉文化高峰期。
关于玉石分离的主要论点已如上述，回顾２８年来笔者在研究玉概念时意识到玉石分离这一历史现象的长过程：１９８９年提出“玉石区别的认识”；１９９５年，国家文物局委托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设古玉鉴定硕士研究生班，笔者应约在该班讲授“中国古玉鉴定概论”时提出“玉石分化”这一课题；１９９８年在拙文《中国古玉文化史论提纲》、《关于玉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观点》中对玉石分离问题均作了扼要的阐述；２００１年在“中国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将玉石分离列为玉学的一个专门课题，事前特邀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中心主任邓聪教授、中国宝玉石协会栾秉王敖副会长、中国地质博物馆赵松龄研究员、山东临沂博物馆旧石器考古专家徐淑彬等知名学者、专家提出论文并在会上宣讲。他们讲述了多年研究成果及其独到见解，必将推动“玉石分化”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化，今已发表于《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笔者企盼“玉石分离”这一课题能够得到学术界的关心和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