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牙雕艺术繁荣，但当时能享受它的，非上层统治价层莫属。这些艺术品往往也是特权的一种象征。引《旧唐书·舆服志》有“文武之官皆执笏．五品以上用象牙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的记载．笏，古代官员朝见时手中所持的狭长板子，又叫“手板”，是用以指画或记事的。执笏朝见，始于周朝。到了唐时，五品以下的官员都能持象牙笏，当时象牙用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据《大唐六典·尚署令》记载，唐代朝廷还常在每年二月二日中和节，以镂刻十分精美的牙尺或木画紫檀尺赐王公大臣。这咱牙尺从形式上看，像是古代量长度的器具，实际上是皇帝用以恩宠近臣，示信示戒的。汉唐时，朝廷诏书写在一尺长的木板上，称“诏板”，又称“尺一”。唐代朝廷用象牙、紫檀这样珍贵的进口材料，由艺匠们雕镂而成，作为礼物，而且选择中和节那天赐予近臣，也自然会感受到是皇上对自己的器重。当年白居易有诗《谢中和节赐尺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现象。
唐代牙尺，后人多称之“拨镂牙尺”。所谓“拨镂”，指施以雕镂之外，多先行染色之法，《正仓院考古记》载曰：其法“以象牙染成红、绿诸色，表面镌以花纹。所染诸色，层层现出，或更有于上再傅它色者”。它真实地反映了唐代所创的牙雕工艺。
唐代拨镂牙尺，现在上海博物馆珍藏了１支，日本的奈良正仓院珍藏１０支：“红牙拨镂尺”６支，“绿牙拨镂尺”、白牙尺各２支，均由当年日本遣唐使或唐朝使者从中国带去。
象牙、犀角雕件不仅盛行于唐代上层官僚中，同时也流行于文人士大夫和富贵人家。《朝野佥载》中就有“大书法家欧阳询之子欧阳通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毛，非是不书”的记载。《图画见闻志》也有关于德宗年间“刺史王琦家有象牙笔管，上刻《从军行》，字画精绝，似非人工，必向光明处方可辨之”的介绍，惜无遗物传于今。
甘肃省安西的榆林石窟，至今保存完好的一尊唐代象牙菩萨像，外形为骑象的普贤菩萨，手捧宝塔，袒胸赤足，头发呈波纹状；象背鞍踏俱全，装饰美观。这尊菩萨像，用一块高８０厘米，宽８.7厘米的象牙雕刻而成，又可一分为二，变为两片，内刻５４个不同的佛传图，表现的人物有279个，车马12驾，均栩栩如生，形态各异，令人叹为观止。现今存世的唐代牙雕，最精美、品种最丰富和数量最多的，要算日本东大寺正仓院收藏。这批存世的象牙品，可以补出土资料的阙，也为研究唐代牙雕的发展和鉴别，提供了极其珍贵、可靠的标本。
纵观中国牙雕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唐代开始它又复苏、兴旺起来，唐代牙雕艺术特别是它的浅雕、精镂和细刻，为明清时期的象牙细刻、象牙平面微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宋元时期，中国再次呈现民族统一的局面。因此，在经济繁荣、国力比较强盛的形势下，文化艺术进一步发展，创作题材适应城市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便成为宋元手工艺品的一大时代特征。
宋代象牙雕刻已有相当规模,皇室、官府设有专门从事象牙雕刻的作坊。赵宋朝廷还专门设置规模宏大的皇家工艺品作坊—文思院。在文思院所属“四十二坊”中，“犀作”“牙作”更为显目，更受垂青。遗憾的是由于后来的战乱，牙雕作品无一件传留下来，所以，对宋代牙雕艺术的了解就非常困难。今天我们只是从文献中知道，宋代牙雕有世俗化、装饰化的倾向；我们从同时代的大量玉雕作品中，亦能领略这种风貌，因为牙雕、玉雕从来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着。宋元时期的牙雕材料，多依赖于进口。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一次就从外国进口象牙7795斤。
宋代牙雕有一个惊人的变化，或者说它的工艺水平突飞猛进，其标志就是“鬼工球”的发明。“鬼工球”即透雕象牙套球，因为它怎么被雕镂成这个样子，让很多人匪夷所思，说“鬼斧神工”也不为过。“鬼工球”的外观为一个球体，表面刻镂各式浮雕花纹，球内则有大小数层空心球连续套成，且所套的每一层球里外都镂刻精美繁复的纹饰，显得活泼流畅，玲珑空透。这种“鬼工球”，早在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珍宝论》中，就有披露：“尝有象牙圆球一个，中直通一窍，内车二重，皆可转动，谓之‘鬼工球’或云宋院作者。”
由此可知“鬼工球”乃宋代内院，即“文思院”所作，它的内外有三层。据我们所知，这咱牙雕绝活后来一直还在发展，到清末竟发展到能雕内外50余层。
到了元代，统治者虽然轻视文人，导致“十儒九丐”，但对工艺却很重视。立国不久即“籍人匠42万，立局院七十余所”（《秋涧文集》），以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需要。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出现官办、民办两种，牙雕业就在这种态势下维持和发展着。
目前民间流传的元代牙雕，如牙雕带扣，采用多向打孔的镂钻工艺，因此，器件上的图纹，能于三维空间展示多层次的变化，所现花草禽兽纹饰栩栩如生，它与宋代“鬼工球”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元代牙雕带扣的两个搭襻，分别雕有《春水》《秋山》图案反映当时北方游牧民族春天放鹘捕鱼、秋天射虎杀鹿的狩猎生活场面。它与玉雕中的“春水玉”、“秋山玉”的区别，仅在于材质不同。它们都是分上下两层镂雕，创立了一种被后人称之为“花下压花”的立体图案。元代牙雕工艺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