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坛对川籍印人曾默躬先生的初步认识，源于他的学生张正恒发表在１９９４年２期《中国书法》上的那篇《印艺臻化境，涵盖古与今——介绍曾默躬老师的印艺》。在此之前，正如张氏所言，“对这位被埋没的艺术大师，世人知之者绝少。”据介绍，曾默躬１８８０——１９６１ ，又称墨公、默居土，四川成都人，解放前以行医为主业，著医论医案数十卷；旁涉诗文、书法、绘画、篆刻、鉴别；存世自拓印谱三卷，收印章３８２方。建国后供职于四川省文史馆。关于曾默躬的印艺，继而又有邓代昆发表在２００４年ｌ期《篆刻》上的《匠大不斫，自然为归——艺林巨子曾默躬的印艺》一文，对曾默躬的篆刻大加推崇，誉词多多。其中，张、邓二人皆提到齐白石弟子罗祥止对曾默躬的评说“齐白石刻印有时还翻《六书通》，他刻印从不看《六书通》，只是略作思考，随手而刻，布局走刀在印面上随机应变，任其自然，这一点吴昌硕、齐白石都难以做到的。”二人于文中强调此事，颇有将曾氏与吴、齐比肩的意思。笔者以为，这种以刻印不打印稿而判断孰高孰低的认识，显然是偏颇的，值得商榷。
作为一名篆刻家，如果能熟知六书，不把文字刻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刻好印章，并不取决于一个印人是否能熟知六书，吴昌硕、齐白石都刻错过字，但并不影响他们作为篆刻大师的地位。弄懂了文字学，即便把文字学著作背得滚瓜烂熟，也并不能保证就理解了篆书的精义，更不必说掌握刻印的诸多技巧了。文字学家完全可以不打印稿而不刻错文字，但刻出的印章水平如何，恐怕就不好说了。刻印打不打印稿，大多是印人的一种创作习惯，而不是衡量印人水平谁高谁低的一个尺度，笔者刻印也常不作印稿，涂黑了印面，下刀即刻，能由此说我的水平就比吴昌硕、齐白石高吗﹖显然不能。因此，曾默躬不作印稿刻印，并不能说明他的刻印水平一定比吴昌硕、齐白石要高，只能证明他的文字学功底较深而已。
关于曾默躬的篆刻成就，当年齐白石在题《门人罗祥止印谱》中就有过评语：“今之刻印者，惟有曾默躬删除古人一切习气而自立……成都曾默躬为余神交友。”这里的所谓“删除古人一切习气”，是指摒弃传统印章中那些毫无生气的陈旧作风，而非拒绝对优秀传统的汲取。齐白石并不认识曾默躬，曾氏不守成法的篆刻创新，正暗合齐白石的艺术理念与兴趣，所以他说“为余神交友。”观曾默躬先生的篆刻，应该说确有新面，其艺术个性在民国时期的印坛上与众不同，可谓齐白石第二。以我之见，他显然还有不够成熟的一面，譬如在个人整体艺术风格的确立上，尚不能十分的坚定和统一，粗放的刀笔下，意韵有所流失，而这恐怕是他个人整体艺术修养不够留下的一种无奈。其实不必细察精审也可看出，曾氏的篆刻是明显受到吴昌硕、齐白石影响的，譬如“蝉脱鸿冥”、“天闲万马是吾师”、“蠹鱼三食神仙字”、“吾道干城”（见图）、“元气浑仑”几方印，在结篆和用刀上都有受白石老人的感染的痕迹；而“所学在儒墨道释之间”、“日省轩”见图 ，又带有吴昌硕沉着朴茂的遗风；“尘垢秕糠陶铸尧舜”、“沉浸浓郁”（见图）、“肯辜负双老断机山荆举案”一类印，倒是曾氏纯粹的自家风格，密乱的文字布局和斑驳狂肆的用刀，显得十分异类。以第一流篆刻家的水准要求曾默躬，他与吴昌硕、齐白石还有相当的距离，即便和陈衡恪、钱瘦铁、来楚生这样次一流的印家相比，曾默躬也是稍逊一筹的。另外，曾默躬的书法，虽有笔墨功力，然创新成分不多，尤其没有自成风范的篆书，更无法与吴昌硕、齐白石比肩了。曾先生的艺术被埋没多年，自然和他的矜负其印、秘不示人有着很大关系；而印章公布于世以后，尽管有张、邓文章的积极推介，尚不能在印坛引起特别的关注，恐怕也与他印章的品质不无关系了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