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繁荣与变迁
明清时期，有“金崇安(武夷山市)、银浦城”的说法。足见当时武夷山的商贸地位之发达。当时，茶市生意兴隆繁盛，茶庄林立，茶商云集，更有“竹筏百只、船只百艘”的盛况。
关于武夷茶市的早期记载
明晚期，徐火勃在《武夷茶考》中已记载武夷茶“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此时，武夷茶已开始集市贸易。
清康熙年间，崇安县令王梓在《茶说》中描述茶市：“即邻邑近多栽植，运至山中及星村墟市贾售，皆冒充武夷。”
清雍正年间，崇安知县刘埥在其《片刻余闲集》中记述茶市“民间挑卖，行铺收买，山之第九曲尽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之所。”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政和知县蒋周南作“咏茶”诗：“别饶灵草产东和”“小市盈筐贩去多，列肆武夷山下卖，楚才晋用怅如何。”
嘉庆十三年，《崇安县志》：“茶市之盛，星诸(注：星村)为最。初春后，筐盈于山，担属于地。”
星村
古时也称星诸。元至大四年(1311年)置巡检镇，明洪武初设巡检司，嘉靖时称星村市，清朝时曾设分县，民国时期设镇。
星村码头
明末，“环九曲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由于星村地处武夷山腹地，民众多以茶为业，星村水路可顺九曲而下，直抵建州，福州。沿九曲而上过桐木关，可直抵江南四大名镇之一的河口镇。向北有驿道，可经崇安城，过分水关，也可抵河口镇。茶汇集河口镇后，经水路南下达广州，北上达恰克图。星村茶市成为武夷山主要的茶叶集散地。由于商贾云集，繁华时星村建有五大会馆，华宇雕栋以江西会馆为最，此外还有福州、山西、广东及下府会馆。有幸保存至今是下府帮会馆，也称汀州会馆，后称“妈祖庙”，已被列为武夷山市文保单位。
星村“妈祖庙”
民国时期《崇安县新志·物产·茶》中记载：
“清初本县茶市在下梅、星村，道、咸间下梅废而赤石兴。红茶、青茶向由山西客(俗谓之西客)至县采办，运赴关外销售。乾、嘉间售于粤东。五口通商后，则由下府、潮州、广州三帮至县采办而转售于福州、汕头、香港。岩茶多销于厦门、晋江、潮阳、汕头及南洋各岛，其用途不仅待客，且以作医疗之良剂。”
下梅
武夷山古村落，公元1694年，下梅茶商邹氏家族以茶叶起家，主要依托晋商的贸易伙伴关系，使武夷茶溯溪北上，并与山西榆次车辋的常氏晋商帮结成强大的贸易关系，每年的茶叶交易量达百余万银两。
万里茶道起点武夷山下梅
此外，晋商“大玉川”茶庄在武夷山自置茶山，开办茶厂七座，形成生产、加工、运输、贸易一条龙的经营模式。
衷干(崇安人)《茶市杂咏》中记述：
“清初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
赤石
衷干在《茶市杂咏》记述：“清初茶市，以下梅为盛，星村次之，福州通商后，始由下梅迁赤石，商贾云集，颇称繁盛”。据说昔日的赤石(有青茶号60余家)，星村(有红茶号50余家)，茶庄林立，茶商云集，茶香飘荡，茶市生意兴隆，往来船只，络绎不绝，分别被誉为“小上海”和“小苏州”，每当到了茶季，是“日有竹筏百条、船只百艘，运输茶叶”，呈现“竹筏连云上百张，一篙归去日沉西”的盛况。
到了清道光、咸丰年间，五口通商，海运开禁，武夷茶经建溪顺流而下到福州口岸直接销往欧美。在这有利的条件下，赤石、星村便成为乌龙茶、红茶、绿茶的集散地。
小镇赤石，当年岩韵飘香、舟筏泊岸、灯红酒绿、行人摩肩，因此而获得“金崇安”之美誉。由此可见，当年武夷茶区以茶叶交易的经贸活动十分活跃，众多茶庄的设立给武夷茶市带来火爆的场面。由于武夷茶叶畅销，供不应求，闽北一带的茶叶也都集于赤石、星村，待客而沽。武夷茶市的盛况一直延至1934年，后因战乱原因，茶路堵塞而走向萧条。
来源：武夷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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