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茶经》书影
茶，是中国对世界贡献的最重要的饮品。关于茶叶和饮茶习俗西传的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表明，唐代茶已传入吐蕃和回鹘，五代宋辽金元时期，汉人周边的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人民也逐渐形成了饮茶的习俗。最迟至15世纪时，茶叶已较大量地传入中、西亚地区了。17世纪以后，欧洲人将茶叶作为饮品原料大量地从中国进口。中国茶向西传播的历史虽然大体能够勾勒出脉络，但15世纪以前茶叶在西域以西地区的流传情况还缺乏明确的证据，只模糊地知道，波斯、阿拉伯人接触茶叶的时间是很早的，但饮茶习惯的形成则要晚得多。本文将利用中古时代波斯、阿拉伯文文献，同时结合汉文史料记载，考察中国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早期(10—15世纪)传播历史，兼论契丹、吐蕃和蒙古人在茶叶西传过程中所起的媒介作用。
一、关于中国茶的最早记载
目前已知波斯、阿拉伯史料关于中国茶的最早记载是9世纪成书的阿拉伯文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l-Ṣīn wa al-Hind)：
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ā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人头税、〕盐税和这种植物税就是国王的全部财富。
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条记载仅能代表穆斯林旅行家苏莱曼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并不能证明当时茶已经西传到波斯、阿拉伯地区。其中记载的“茶”的名称sākh，语源不明。
除了这条文献外，长期以来为学者所知晓的就只有10—11世纪波斯大学者比鲁尼(Abū Rayḥān Muḥammad b. Aḥmad Bīrūnī)关于中国茶的记载了。20世纪初欧美东方学家引用他的记载时，多利用德国文献学家克伦科(F. Krenkow)编辑的比鲁尼《中国见闻录》(Nubadh fī Akhbār al-Ṣīn)，其中将中国茶称作jā。我国黄时鉴先生后将此“jā”与藏语“茶”的读音ja联系起来，尝试构拟藏语ja 阿拉伯语jā的假设，同时指出亦有语言学家认为阿拉伯语的“茶”是从波斯语借入的。笔者认为，比鲁尼笔下的jā并非阿拉伯语，而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波斯语chā。比鲁尼的著作虽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但他本人却是波斯人，因此他对两种语言都十分精通。由于阿拉伯文中没有ch这个字母，会经常把波斯文ch写成j。因此，比鲁尼用阿拉伯文记载的jā，完全等同于波斯语的chā。
20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学者对波斯、阿拉伯文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比鲁尼的集大成著作《医药书》(Kitāb al-Ṣaydana)被整理刊布出来，其中有一条专门的词条对中国茶作了介绍，在这里“茶”被清楚地写作chā。
茶(chā)，大食人用阿拉伯语读作ṣā。这是一种生长在中国(al-Ṣīn)的植物。
〔据说茶是汉语词汇，指生长在当地高海拔地区的一种草本，在契丹(Khaṭā，即北中国)和泥婆罗(Nipāl，即尼泊尔)也有种植。根据颜色的不同，茶可分为：白茶、绿茶、紫茶、灰茶和黑茶。白茶是最上等的，它的叶片细长而芳香，比其他所有种类都更有益于人体，白茶极为珍稀而难得。其次是绿茶、紫茶、灰茶和黑茶各种。〕
人们烹煮茶叶，晒干后贮存于方罐中。需要的时候放入热水中制成舍里八(sharbat)饮用。舍里八还是一种药物，但没有药物的害处，很有益处。它可以当水喝，但犹擅解酒。因此它被贩运到了吐蕃，因为当地人有酗酒的习惯，没有哪种药比茶更能解酒了。那些贩运茶叶到吐蕃之地的人，只愿意用麝香来交换。
《中国见闻录》(Akhbār al-Ṣīn)一书记载，〔30包茶叶价值1迪拉姆(dirham)，其味甜而酸。煮沸后，酸味就没有了。〕茶叶比红豆草细长，味道也更佳，但有一点苦。当把它煮沸后，苦味就出来了。茶叶在鲜嫩的时候放在一起搓揉、捣碎。放入热水中，空腹喝下，能够降火清血。
有人去过中国出产茶叶的地方，说那个国家的君王住在扬州(Yanjū)城，城中有大河穿过，如报达(今译巴格达)城中的底格里斯河一般。河两岸遍布酒坊、烧窑和店铺。人们聚在那里喝茶，就像在印度人们在特定的地方饮食大麻一样。〔那里的国王收取人头税，〕人民禁止买卖茶叶，因为茶〔和酒〕皆归国王所有。他们的法律规定茶叶为专营，若有人未得国王许可贩卖盐或茶，就会以盗贼论处，而在那里盗贼会被处死，他的肉要被吃掉。
那些地方的税款纳入国库，其利润可比金、银矿之所出。
《药理学》(Qarābādīn)记载说，茶是一种植物，出产自秦(中国)。在那里茶被制成圆饼，贩运到周边地区。这些药学著作还记载了茶叶的起源：秦国的君主对一个侍臣发怒了，遂将他驱逐出城，赶到荒山中度日。侍臣〔感发高烧，〕脸色苍白、身体虚弱。一日，他拖着虚弱之躯在山谷中跋涉，饥饿万分。他见到的只有茶树，便把茶叶吃了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发烧痊愈了，〕他的健康状况和脸色都有所改善。就这样坚持下来，他的力气增强了，脸色变好了。
君主的另一位近侍偶然经过，看到了他身上发生的显著变化，就向君主汇报了此事。君主对此甚感诧异，召回这位被流放的臣子来到御前。当君主看见他时，由于他展现出的巨大的变化，君主〔一时〕没有认出他，直到问他的情况时，才认出是他。〔君主看到他跟被驱逐之前一样健康，非常高兴，便询问他是如何康复的。〕于是这位侍臣就讲述了自己的奇遇，并介绍了茶叶的神奇特性。〔君主随即下令查验这些茶叶，〕医师们用它来试验，弄清了茶的益处，并开始用它制作药物。
比鲁尼的这条记载向我们展现了10—11世纪的波斯学者对中国茶的了解程度。比鲁尼关于茶的知识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前人记载，二是源于他自己的见闻知识。很明显，其记载后半部分的逸闻故事是引自前人著述，作者也标明了出处;而前半部分记载则更像是他自己的见闻知识。首先，他记载了茶叶的产地，除秦外，还有契丹和泥婆罗。比鲁尼的时代，契丹已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政权，如果这条记载抄本上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知道当时中国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已然为波斯、阿拉伯地区所获知。
此外，引文中关于吐蕃与中原王朝茶叶贸易的记述格外值得注意。这段描述反映的是宋朝与吐蕃之间茶马贸易的情况。汉蕃之间的茶马贸易自唐代就已经开始，到了北宋时尤为兴盛，吐蕃是宋朝实施茶马贸易的主要对象。而波斯人比鲁尼得闻这条信息的渠道颇含深意。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吐蕃诸部通过向宋朝进贡方物来换取茶叶，仔细检看吐蕃诸部的贡物种类，便会发现其中含有许多非吐蕃土产的域外之物。如熙宁十年(1077)西蕃邈川首领董氈向宋朝进贡珍珠、乳香、象牙、玉石、马匹;元祐元年，董氈又贡乳香。珍珠、乳香、象牙、玉石，皆非吐蕃土产，其中的乳香则是波斯、阿拉伯的特产香料，这说明吐蕃与波斯、阿拉伯地区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结合比鲁尼记载的吐蕃信息，证实了两地区间存在的交往交流。那么，波斯、阿拉伯的乳香如果能通过吐蕃进入中原汉地，那么理论上，汉地的茶叶也完全可能通过吐蕃传入伊朗。
《宋会要辑稿》载：“光尧皇帝建炎三年(1129)三月七日，宰臣进呈张浚奏：大食国遣使进奉珠玉宝贝等物，已至熙州。上宣谕曰‘：大观、宣和间，茶马之政废，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马政废缺，武备不修，致胡虏乱华，危弱之甚。今若复捐数十万缗贸易无用珠玉，曷若惜财以养战士?宜以礼赠贿而谢遣之。’”黄时鉴对这段记载中北宋茶马贸易的对象“大食国”是否指波斯、阿拉伯表示怀疑。笔者认同波斯、阿拉伯与宋朝直接发生联系的可能性较低。从比鲁尼的记载亦可看出，10—13世纪东西陆路交通阻隔，波斯、阿拉伯地区对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了解，要超过对汉族政权的了解。比鲁尼关于“中国茶”的记载表明，他掌握的契丹、吐蕃的知识是“新鲜”的，而对中原王朝情况的记载则全是抄袭前人的“旧事”。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茶知识的西传，更多得力于汉族周边少数民族的贡献。
在比鲁尼的这条材料之后，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似乎又消失了，劳费尔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但笔者认为，关于茶的记载一定是存在的，按照比鲁尼所言，在他之前的阿拉伯医学书籍就已经记载了茶叶的功效了，这表明关于茶的记载不会少。那么这些记载无迹可寻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波斯、阿拉伯人另有其他的称谓来称呼茶，致使我们没有辨认出来呢?
二、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的别称
12—13世纪波斯植物学家伊本·拜塔尔(Ibn al-Baytār)在他的《药草志》中摘引10世纪末的伊本·卢德万(Ibn Ruḍvān)的记载，介绍了一种名为shāh-i Chīnī的药物：
我们得到的这种药，呈片状，黑而且薄，是用某种植物的汁配制而成的。该药似降温剂，能治疗发烧引起的头痛和发炎肿块。根据这种情况，人们常常将其研成粉剂，撒在病灶。
14世纪初波斯史学家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 Fażl Allāh Hamadānī)在其《史集·忻都、信德与怯失迷儿史》(Jāmiʻ al-Tavārīkh: Tārīkh-i Hind va Sind va Kishmīr)中也提到此物：
在马八儿地区，由于空气污浊，食物容易变质，人如果吃放了半天的饭，就会死亡。因此，人们把饭和shāh-i Chīnī、大麦壳一起烹煮后食用。
同时代地理学家迪马士基(Shams al-Dīn al-Anṣārī al-Dimas̲hqī)的《陆地与海洋的奇迹》(Nukhbat alDahr fī ʻAjāʼib al-Barr wa al-Baḥr)记载，在中国海域的一个岛上，有大量的肉豆蔻、核桃、丁香、肉桂和shāh Ṣīnī。shāh Ṣīnī的叶片类似蒌叶，它的汁液类似爪哇香的汁液。
以上几种文献中出现的Shāh-i Chīnī(波斯语)和Shāh Ṣīnī(阿拉伯语)的字面意思都是“中国之王”，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物质呢?前人学者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笔者在拉施都丁的农学著作《迹象与生命》(Āsār va Aḥyāʾ)“茶”词条中，找到了线索。
关于茶树的知识
按照我们这里的医生〔的说法〕，它被称作“中国之王”(shah-i KHLQ)，蛮子话和契丹话称之为“茶”(cha)。
它生长在蛮子——也就是秦(Chīn)的一些地方，在QM jū地区的所有山林荒野中也都生长。树木大小与桃金娘树相似，叶片形似石榴叶，但较之略小，全部为绿色。采摘茶树叶片，将其放入锅中以蒸汽焙炒，再放在太阳下晒干。如果能使它免于受潮的话，其功效可以保持好几年。
茶叶作为商品被运至秦和契丹各地，〔那里〕人们饮茶甚多。茶是一种大宗贸易品，从茶叶贸易中可获取丰厚利润，但在忻都斯坦人们很少饮食。
在属于契丹之地的秦州(Chīn chīū)，有另外一种茶，其树木更加高大，叶片也更大，只比橘树的叶子略小，厚度则差不多。在那里按照租契的规定，〔承租者〕每年要向官府纳税。人们不能随意出售茶叶。每人允许贩运的茶叶数量，以及根据租契需要交纳的茶叶数量，都有规定。
根据泡出的汁液的不同，茶叶可分为：御茶、中档茶和普通茶。御茶是将麝香、樟脑及其他配料与茶叶混合在一块压制而成的，有专门的官员监制。将茶叶用磨石碾碎，像〔碾磨〕海娜花(ḥanā)那样，然后用筛子筛好，再用纸卷包裹起来，在上面盖上官印，以缴纳商税(Tamghā)。任何人不缴税就不能贩卖，违者获罪。就这样茶叶用纸包着被运往各地，它是一种大宗商品。它的口味和功效〔能一直保持〕。
有一种我们称为“茶”的最早的茶(chāy-i avvalīn)，是一种野生的茶叶，那种茶也要缴税。但生长在荒野上的茶无需租契，任人随意采摘。
忽必烈合罕下令将茶树运至契丹之地，栽种在花园中，茶树长大后，任何想栽种茶树的人皆可移植。茶树不论在热带还是寒带都能生长。合罕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城种植茶树，那里就属寒带。这种茶树开黄色的花朵，大小如桃花，种子如鹰嘴豆般大，呈黄色。
栽种此树，可通过播种、扦插和栽种幼苗的方法，每种皆能成活。用浴室排出的污水浇灌其根部，能使树木快速、茁壮地成长。
在生长“晚茶”(chāy-i ākharīn)的地方，生活着能产麝香的麝鹿，它们以芳香的树枝和草料为食，如甘松等。
这段记载第一句就指明，波斯医生称为shāh-i Khitāy的东西，中国话称为cha。这表明，茶除了音译cha之外，还有另一个称谓，叫作shāh-i Khitāy，而这个shāh-i Khitāy才是波斯人称呼茶的更加常用的名字。shāh-i khitāy字面意思也是“中国之王”，这显然是一种意译，反映出波斯人对中国茶的价值的总体评判。外来物品同时拥有音译和意译两个名称的现象很常见，例如在现代汉语中，“芝士”(cheese)和“奶酪”、“扑克”(poker)和“纸牌”都是这样的命名逻辑。
无论是波斯语shāh-i Chīnī和shāh-i Khitāy，还是阿拉伯语shāh Ṣīnī，其含义都是一样的，所指的事物也应一致。且根据前文所引文献对“中国之王”的描述，很像是一种茶叶的加工品。伊本·拜塔尔描述说，它是黑色的薄片，可以碾碎外敷，功效是清热消炎。唐宋时期中国流行一种叫做蜡茶或蜡面茶的茶饼，是在茶叶中加入香料膏油后压制成饼。《证类本草》中记载了皮肤上生疮，可以将蜡面茶研磨成粉末后外敷于疮口的方子，与伊本·拜塔尔所述颇为契合。而《史集·忻都、信德与怯失迷儿史》和迪马士基的描述皆指出“中国之王”在热带地区的应用，这与茶清热降火的性质有关。
三、蒙元时期中国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流传
波斯农书《迹象与生命》中关于茶的记载代表了蒙元时代波斯、阿拉伯人对中国茶知识最全面的了解。其记载主要包含五方面内容：
第一，该书首次将茶的音译和意译两种称谓联系起来，把新旧名称作了勘同。
第二，该书首次较详细地记录了茶叶在中国的产地：蛮子田地(南中国)的QM Jīū和契丹之地(北中国)的Chīn Jīū。
QM Jīū，从对音上判断，可与“甘州”“剑州”和“赣州”(kam tʂiəu)对应。但从产茶角度来看，甘州可以被排除，剑州和赣州皆在元代产茶区内;但拉施都丁指出此地属于蛮子田地，那么剑州就也应被排除，因为剑州地处四川，元时属于汉地，即拉施都丁所说的契丹之地，而不在蛮子地区内。因此，只有赣州较为符合。
若从元朝茶叶生产的实际情况来看，QM Jīū也有可能指的是建州(kiɛn tʂiəu)，只是在对音方面，不太契合。建州是唐代的地名，元时称建宁路。波斯语文献记录中国地名时，常常只取第一个字，再加上一个“州”字，所以将“建宁”简称作“建州”亦为合理。此地自唐代至元代，一直是中国最著名的茶叶产区，当地所产茶叶有“建茶”之称，也是朝廷指定的主要贡茶品种。元朝在此设有“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举所”，“掌岁贡茶芽”。
Chīn chīū，王一丹教授认为是“秦州”，秦州元代属陕西省，宋代在此设榷茶司，明代设茶马司，控制对西番的茶叶贸易。川陕一带出产的川茶可由秦州贩运至西番，可能就是Chīn chīū之所指。
第三，该书详细记载了元代的茶法。拉施都丁对茶场租契、凭引买卖、贡茶、“官印筒袋关防”包装等细节作了细致的描述，与元代的茶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第四，该书记载了忽必烈汗下令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栽种茶树一事。中都，是指营建元大都以前的旧中都，即过去的金中都。蒙古人占领金中都后，改称其为“燕京”;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五年(1264)又将“燕京”改为“中都”，并在中都附近大力营造新城，即后来的元大都(汗八里)。而忽必烈下令在汗八里附近栽种茶树一事，就发生在营建元大都之际。此事在《史集》中也有记载，说忽必烈下令修建元大都之际，“从每个地方运来了各式各样的果树，栽植到了该地的花园和瓜园中”。同时代的马可·波罗也证明了此事之真实，他的行纪记载说“：此处有一山，百步之高、方圆逾一哩。山上植满美树，皆不落叶，四季常青，冬夏皆有果实，芳草鲜美。当伟大君主听闻某地有佳木，便命人将其连根带土一同掘出，驱大象负载运来，栽植于山上。不论树之大小，皆如是移植。由此一来，那里便聚集了世间最美的树木。”爱尔森(Thomas T. Allsen)指出，蒙古人视树木为新生和长寿的象征，因此蒙古统治者们都很重视植树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汗国的合赞汗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他曾下令将伊朗各地的植物移植到他的都城贴必力思(Tabrīz，今译大不里士)去，此事也同样记录在了《史集》中。忽必烈和合赞高度相似性的举动，不能不令人感到合赞汗是受到了忽必烈的影响。而拉施都丁在这一事件中，恐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很可能是从汉地过去的孛罗丞相那里了解到忽必烈的这一政策，进而向合赞汗建议也这样做。至少拉施都丁对合赞汗这项命令一定是大力支持的，甚至移植树苗的具体工作也是由他负责实施的。因为他对农学、植物学的浓厚兴趣使他不可能不对这样的工作抱有热情——他在自己的拉施特镇上开展植物栽培的举动就证明了这一点。正是拉施都丁对此事的认可和推崇，使他在自己的两部著作中多次记载了元朝和伊利汗国的植物移植行动。
第五，该书描述了茶树的培育方法。王一丹认为，拉施都丁关注到了茶在中国的情况，但没有告诉读者伊朗是否成功繁育了茶树，以及波斯人是否习得了制茶的工艺。笔者认为，波斯人当时应该尚未学习制茶，因为制茶工艺与饮茶风气相辅相成，饮茶风气未形成时，制茶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但在当时，茶的药用价值已为伊朗人所熟知，对于热衷医学事业的拉施都丁来说，在他自己的试验田中培育茶树是非常有可能的。拉施都丁在介绍茶树栽培法时，特别提到用浴室污水浇灌可助其成长。这种方法不像是来自中国。中国的各种农书中，皆未提到过这种方法，在中国常用的方法是利用便溺蚕沙类肥料进行施肥。而利用浴室污水增肥的手段，更像是拥有发达的浴室体系的波斯人自己的实践经验。由此可以推断，茶树在伊朗是得到了栽种实践的。
在知道shāh-i Chīnī/shāh Ṣīnī就是茶叶之后，再来翻检有关它的记载，便能很快找到蒙元时代中国茶在西方传播的踪迹。《拉施特书信集》(Mukātabāt-i Rashīdī)中收录了一封忻都的灭里·阿老丁寄给拉施都丁的信，信中除表达对拉施都丁的问候之外，还附上了一份礼品清单，言明这些礼品将通过巴士拉的商人送给拉施都丁。在这份礼品清单中，罗列了各种类型丰富的物品，包括织物、宝石、香料、动物、珍馐、器物以及建筑材料。其中就有大量来自中国的特产，包括20曼的茶叶(shāh Ṣīnī)。而在阿拉伯半岛的也门，1304年拉苏勒王朝曾向马穆鲁克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中国的麝香、锦缎、瓷器以及茶叶(shāh Ṣīnī)。
梅维恒(Victor H. Mair)、郝也麟所著《茶的世界史》，是关于中国茶的世界传播史的新作，其中第12章“征服新世界”是对茶叶在伊斯兰世界传播的论述。其中对于蒙古西征军最早为伊斯兰世界带去了喝茶习俗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诸多材料都反映出一个史实，即茶早期传入伊朗时可能是作为一种药物而非饮品。一方面，中古时期能够运送到伊朗地区的茶叶数量想必不会太多，因而不可能供饮茶所用;另一方面，相较于苦涩的口味，茶叶的治病功效显然更能受到异域人民的欢迎。因此，传到伊朗的中国茶最早被那里的医生、药学家所关注和了解。可以说直到蒙元时代，茶叶的医药效用都是它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最主要用途。
可以看到，蒙元时期波斯、阿拉伯文献中关于中国茶的记载多了起来，这无疑要归功于蒙古西征带来的东西交通的畅通。尽管西征时的蒙古人还没有饮茶习俗，但其构建起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为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地区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最佳的通道。茶叶作为古代中国最有特色、流行时间最长的特产之一，没有理由默默无闻甚至销声匿迹。9世纪沉没的阿拉伯黑石号商船上发现的写有“茶盏子”长沙窑瓷碗，就反映出中国茶文化向海外无意识地输出。相信随着新材料的不断被发现，茶叶在伊斯兰世界早期的传播历史会越来越清晰。
来源：“西北大学伊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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