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界，当我们提及并讨论“茶道”与“茶文化”，似乎并不能明确说出其所指的意涵。许多人惯常的思维倾向于把它们与某种“高雅”、“品味”甚至“玄妙”的画面相连接，总之不只是平凡庸俗的事物;而另一种极端，则是把茶仅仅看作是流通的商品，认为“茶道”、“茶文化”云云，不过是为了销售茶叶而造作出来的各种营销包装，从而对宣称喜爱茶道与茶文化的人，带有某种不屑的态度。
茶之大义，既然众说纷纭，谁说了都不算，就不妨听听孔子的话，把目光投向凡俗的民间。广泛的茶农、制茶工人以及日常生活中以茶待客的普通民众，他们对于茶的态度和体会，也许恰更有茶的“本色”在彰显。
茶之为物，既不是某种高入云端的神秘莫测，也并不只是类似房产和服装的加工商品。茶的身上，隐涵有深厚的平民情怀，它其实体现的正是那种不偏不倚，奉献为公，取中道而效法自然的精神。而正是茶的这种无私的平民情怀，缔造了“茶文化”以及“茶道”的丰富多姿，并流传千年。
茶叶身上一直体现着浓郁的亲民本色。与酒的状况相类似，茶也是不分雅俗，不论社会阶层地为人们所喜爱，是普世的“国饮”。而与酒不同的是，茶更加贴近于生活。我们每天意兴所致，可以随时泡点茶来喝喝，而若这样喝酒，那就成为酒鬼了。所以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酒未在其列。而同时，这七件事中，又只有茶由陆羽写了一部《茶经》，之后各种茶诗、茶铭，茶艺、茶道，也都纷然登场，蔚为壮观。古往今来对于茶有着各种各样的描述、赞美和引申，有喻之以美女的，有喻之以仙药的，也有喻之为道与禅的。文人雅士们嗜好他们的“琴棋书画诗酒茶”，平民百姓们则简单地盘桓于“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茶既是王孙草，也属野人家，是道地的雅俗共赏，并且雅俗们都赏得不亦乐乎。
而纵观茶叶的发展史，无论是茶问世的传说，茶的每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还是茶的种植栽培、茶叶制作的变革、茶具的制造、新茶类的产生以及茶叶的传播，几乎没有一样不是起源于民间的创造和发明。在这里，我们就很难找到茶商以及文人墨客们的身影。而那些真正懂茶的茶道大师们，比如“吃茶去”的赵州禅师，诗僧皎然，以及孤儿陆羽，也都是从民间走来，或者走向民间，成为修道隐士。
而茶类的丰富，更是来自民间的创造。比如红茶的出现。太平天国起义军从江西入福建，驻军于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关村的茶厂，致使茶农采摘的茶叶不能及时杀青，积压在太阳底下便萎缩发酵变黑。茶农为挽回损失，赶紧炒锅，用松针松柴为燃料焙干，岂料误打误撞，制成的茶叶色泽乌润，冲泡后汤色红艳，带有松烟和桂圆的香味，口感殊好。于是茶农们便以茶色为名，称之为“红茶”，桐木关遂为红茶的发源地。而正是这个“红茶”，之后远销欧洲，改变了英国人和俄罗斯人的生活，形成了英式下午茶文化并且更间接地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
普洱茶的诞生，也是类似的故事。古代云南边陲，唐朝的蒸青绿茶制法一直被沿用，把大叶种茶的绿毛茶蒸制为团块茶，压缩后运向北方与游牧民族做茶马交易。在长途运输中，这些团块茶因保管不当而湿堆变色发酵，散发着独特的香味。茶农们把这种变质茶试饮后，发现别有滋味，便有意用渥堆的方法制茶，这就形成了今天的普洱茶。而长年的茶马古道贸易，更是中国古代文明传播的通道，促进了各民族间融合和文化的沟通。
茶叶制法上的一个重要的变革，出现于明代，也是因民众而起。农民皇帝朱元璋大赦天下的一大内容，就是废除了劳民伤财的龙团进贡制，颁布“废团重散”诏令，使得从前只在民间流行的散茶(叶茶)，登上了历史舞台。而散茶的制茶工艺是由蒸青变为炒青和烘青，这就为后来武夷茶的大红大紫和其后的黑茶、红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老百姓劳作于自然，受惠于自然，对自然充满了感恩和敬畏。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并非文人墨客们的刻意为之，而是洋溢于心头的天真之爱和仁心之为。而正因了这种真诚感恩的品质，使得他们可能无形当中，更加了解和契合于茶的秉性，由此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
有茶诗这样写：“茶是可人儿，万灵丹。寒冷若你，茶将为之温暖;激愤若你，茶将为之安定;沮丧若你，茶将为之开怀;疲惫若你，茶将为之抚慰。”茶叶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它以无私无为的姿态，渗透到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赋予我们民族内敛中庸和反躬自省的气质，与儒家治家处世的理念相合，形成了一套我们独有的彼此默契和约定俗成的处世态度和生活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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