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形成唐代书法艺术繁荣与特色的主因是什么呢？
从政治方面看，唐承隋制，加置书学博士二人，且国学中亦以书学为必修科目。更重要的是，唐代以科举取士，其选士标准有四，曰“身、言、书、判”，以“楷法遒美”为标准之一。这无疑是书法艺术繁荣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再有，唐代最高统治者对书法的好尚也是唐代书法艺术昌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欧、虞、褚、薛与初唐书风
初唐书法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最值得称道。欧阳询（５５７—６４１），字信本，潭州临湘人。
书法史上以“颜、柳、欧、赵”为楷书四大家，以时序而论，欧阳询实是最早以楷书名世的大书法家。他的楷书被后世称为“欧体”。用笔峻峭险劲，法度森严，于平正中见险绝，以其独特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阳询的书法兼有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朝书法艺术的俊美和北朝碑刻的峻峭，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面貌。
欧阳询流传下来的墨迹有《卜商》、《张翰》、《梦奠》等帖，碑拓楷帖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和小行楷书《千字文》，此外，尚有隶书《唐宗圣观记》等。
《九成宫醴泉铭》，魏征撰文，欧阳询书丹，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涌泉之事。此碑为欧阳询晚年所书，由于是受皇帝之命而作，此碑写得端庄恭谨，法度严整，笔力刚劲，笔法意趣寓于严整之中，历来被视为唐代楷书之冠冕，也是欧阳询书法的代表作。《醴泉铭》原石在陕西麟游，年久风化加上历代捶拓，碑刻已经严重损蚀，后来又经多次剔刻，原石风貌几乎全失。此帖今有宋拓本影印流传，是学习欧阳询书法的重要范本之一。
虞世南（５５８—６３８），字伯施，越州余姚人。初唐楷书四大家之一。
虞世南同欧阳询皆为弘文馆学士，兼教授百宫书法。唐太宗对他的德才学识极为赏识，曾经说：“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实，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有一于此，足为名臣，世南兼之。”太宗在位时常命世南伴其左右。
《书断》载唐太宗爱好书法，以虞世南为师，有一次，他写了一个“戬”字，因“戈”字难写，空在那里，虞世南拿起笔来，将其补上。魏征进来后，唐太宗拿出这个“戬”字对他说：“朕学世南，差不多学到家了。卿看怎么样？”魏征看了说“这个‘戬’只有‘戈’法逼真”。唐太宗因此而不但佩服虞世南书法之高妙，且佩服魏征的识鉴不凡。
虞世南的楷书杰作有《孔子庙堂碑》、《破邪论序》、《千字文》等。
《孔子庙堂碑》又称《夫子庙堂碑》，虞世南６８岁时撰文并书，被后世视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观其原刻，用笔雅健端丽，刚中有柔，字体略长，见其峻拔，点画舒展蕴藉，秀润中透出平和，端庄而不失潇洒之致。但不幸的是，此碑在贞观年间因火灾被焚毁。武则天时曾据原拓本重刻，不久又被毁。今可得见的两种拓本，系宋元人重刻，一在陕西西安碑林，宋王彦超摹刻；一在山东城武，元人刻。两本略有肥瘦之不同，但均不失虞书之精神。此帖的唐代原拓本流落日本。
褚遂良（５９６—６５９），是初唐时期又一位杰出的书法大家。遂良字登善，杭州人。主要活动在太宗、高宗两朝。其父为文学馆学士、散骑常侍，与虞世南交谊深厚。这对于褚遂良在书法上的进益大有裨益。
褚遂良的书法，初学欧阳询和虞世南，尤其得益于虞世南。再由学虞书人手，将汉隶、北碑熔冶为一炉，终于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这就是：笔画瘦硬跳荡，字势飘逸俊秀，精神外露，活泼美艳，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褚遂良传世的书法作品较多，主要有《伊阕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倪宽赞》、《阴符经》、《千字文》等。
薛稷（６４９—７１３），字嗣通，蒲州汾阴人。欧、虞、褚、薛以年岁排序，薛稷最晚。他是魏征的外孙。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得益于他的外祖父魏征，魏征在朝，德高望重，家藏有不少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人的书法真迹，使薛稷从幼年起即可以学习到这些名家的真迹。从今所见的薛稷书法作品《升仙太子碑》、《信行禅师碑》来看，他之所学主要是褚遂良的书法艺术。其字体偏长，点画瘦硬，结体于平正中有变化，秀雅俊美，但比褚书灵动活泼。所以，张怀《书断》说他“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从这一点看，初唐四家中，薛稷的艺术成就最小。但学褚书者，如能从薛书寻路径，则较易于入其堂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