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和田玉玉神器的衰落及其玉礼器的兴起
和田玉神器盛于齐家文化，它的衰落可能有内在的自身的因素和外在的周边因素的双重影响。从其内在的自身因素来看，齐家文化在西北从公元前2200——公元前1860年持续存在400年，实际上已与中原夏纪元相当。它的玉文化与山东龙山玉文化、华夏陶寺王文化、鬼方石峁玉文化、荆蛮石家河玉文化大体同时，与夏纪元相当或相衔接，也都是处于王权与巫权激烈斗争、王权已取得优势地位的时代。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国史前玉文化以大禹建立夏朝为标志已进入王玉时代，祭神的大权已被王夺取，巫已降为王祭神时之副手或下手。到周代，巫已成为与卜祝相当的普通神职人员。这是它的周边环境。从它自己的内在因素来说，仅从玉器来看玉神器之中精致者较少，粗糙者较多，从工艺来看已显出带有晚期走向低谷的趋势。前面讲过的玉圭、玉刀比较精美，在齐家玉文化中是别具一格的，其占有者的身份是巫还是王确是值得研究。在此不妨再回顾神玉的主要品种，在良渚玉文化及受其影响较深的史前文化，玉神器毫无例外均是以琮璧为代表，琮是觋事神的最重要的神器，璧也很重要，他们都是供神灵“以食以飨”的享物，同时又是巫觋灵魂升天的入门券。反山觋事神时还要戴傩面，坐骑由小觋扮演的道具兽，有时手还得抱琮舞钺。钺代表军权，标志觋亦摄军权，或是反之，执军权者已夺巫权，自抱琮事神，又执钺以显其王者身份。以此类推齐家玉文化巫觋可否一手抱琮一手执圭，以琮享神以圭崇神，因玉圭不是正式发掘出土，层位不明，不得将圭与巫和玉神器扯在一起。如果要考虑古文献记载，如“禹锡玄圭”(《书·禹贡》)“锡尔玄圭”(《诗经·大雅》)，又如《周礼．春宫．典瑞》所记：“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成为王侯的信符。上述的神玉瑞器也就是最高级别的玉礼器，玉钺在夏商仍可能代表军权，殷妇好墓出土一把饕餮纹玉钺，可能是妇好生前指挥战事或从征讨逆时的信符。到了周代钺成了仪仗，如“王左伏黄钺”(《书·牧誓》)。它并非王权的表征而已是王的仪仗。而王权的表征则是镇圭，镇圭是六瑞之首，镇有安抚、重压之意。《说文》释圭为“瑞玉也，上圜下方，圭以封诸侯，故从重圭”。而皇娘娘台、固原河川乡、定西等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圭及青海省博物馆藏玉圭首底均为平齐长条形，民和出土的玉圭身稍短．圜首平底。这两种5件玉圭很可能是王权标志，是王玉之首。玉多孔刀是军事或仪仗用具，玉璋是发兵之凭证，同时又是祭祀山川的祭器，其产地是本地还是来自外地尚有待探讨。从上述圭、多孔刀、璋明齐家玉文化已由巫觋事神的神器向为王服务的瑞符祭祀等礼器过渡？齐家文化之后，新疆、青、甘、宁是羌族活动的地区，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与夏、商、周发生联系，将和田玉贡进夏、商、殷王朝。在偃师二里头及郑州、安阳等夏商葬都出土了和田玉玉器，尤其妇好墓出土了一批以和田玉碾制的王室玉器。夏商王室玉也流入宁甘地区。在夏商的七八百年间，新疆、青、甘、宁的土著玉文化资料也未见发现，很可能走向衰落，其玉文化的光彩也黯然失色，终于走向消逝的悲剧!
和田玉神灵之光环曾经照亮了古羌氐诸族的史前社会生活，随着巫觋统治败落，失掉统治权力之后其和田玉的神灵观也退居于幕后。以和田玉为主流的王玉，以“德”为精神支柱，经历了4000衍变历程和干余年的民玉时代，得到了巨大发展和无比繁荣，开辟了它的历史新纪元。
九、和田玉交易造就了东西交流的第一大动脉“玉石之路”即“昆山玉路”
和田玉矿藏是客观存在的天然物质，也是地质运动的产物。首先发现并采集加以利用的乃是矿点附近的远古人群，他们在长期的打制石器过程中了解了和田玉的功能及其质色上的美，并取得共识。有了初步的商品交换意识之后，方可向外地推广。这些共识和交换行为均发生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之间。据悉，和田玉于新石器时代已传至西亚，向东已传至仰韶文化地区。据笔者所见，最早的和田玉玉器乃是玉斧，不下40柄，均出于古楼兰遗址，有白玉、青白玉、青玉等。据目验，大多取自阿尔金山或和田。较多地使用和田玉的史前文化部落只有齐家文化所属者。1998年，笔者赴甘肃、青海、宁夏认定一级文物时始见大批齐家文化的琮、璧、环、瑗、璜等和田玉玉器，方知齐家玉文化在玉料上的优势。稍晚者则是河南省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白玉柄形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批和田玉玉器。此后，中央政权帝王无不以和田玉琢碾瑞信、祭祀、陈设、文具等玉器。西域人经常从和田运出大量的玉料贡进朝廷，其数量之大是难以估计的，仅以有档案可查者为例，从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1760年一1812年)的五十三年期间，共进贡和田玉约二十余万斤，在当时这是一个庞大数字，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