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前 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学进展中，一项新兴的探索领域是性别考古学gender archaeology。这一领域和女性考古学有点重合，其要旨是从性别研究来进行社会考古学的研究，并对考古学中忽视女性的倾向进行纠偏。这项研究并非限于从骨骸的鉴定来区分墓主的性别和年龄，这是属于生物学范畴的体质人类学观察。性别考古是试图从物质文化来探究男女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劳动分工、权力随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变化。这些现象与性别有关，但是它取决于社会因素，而非生物学因素。
性别考古的先驱玛利亚·金布特斯认为，欧洲东南部新石器和铜器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女性塑像表明了女性在当时的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后来随青铜时代好战的男性等级制度的崛起而消亡。而琼·杰罗对秘鲁高原中间阶段初（前200年－公元600年）魁亚什·阿尔托遗址的研究，从共生的铜制别针和纺轮出现频率判断，并参考陶器肖像学中男女独立表现的特点，说明当时妇女拥有很高的、决不亚于男性的社会地位。
性别考古在我国的考古研究中尚未涉及本文尝试对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玉璜做一番观察，以期为我国习见的玉器研究提供一种与传统方法不同的视角。由于玉璜是一种饰件，没有像琮、璧那样显赫，所以相关专论极少。然而我们发现，玉璜是史前阶段出现最早、并与性别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一种非实用性器物，因此用它来探讨一下性别考古的问题也许不无裨益。许多观察和思考可能十分粗浅，希望得到方家指正，并引起同行们的深入关注。
２ 发现与沿革
玉璜是一种在新石器时代出现很早的饰件比如黄河流域的仰韶、马家窑、龙山文化中见有不同的玉璜，长江流域的马家浜、崧泽、良渚、大溪、薛家岗、石家河等文化也见有各类玉璜。由于形制相对简洁，加工也不十分复杂，因此一些地理位置相距较远的早期玉璜各自独立起源的可能是很大的，而晚期不同地区的玉璜则可能存在着传承关系。
长江下游可能是玉璜起源的一个重要地区。河姆渡第四层出土过4件残缺的玉璜，距今约有7000年的历史。到马家浜时期玉璜初具雏形，早期均呈条形或弧形，中后期出现半环形璜以及少量折角璜。到了崧泽文化时期，璜数量增多，成为主要饰件，并且形制多样，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桥形或半璧形的璜。到了良渚时期，琮、璧、锥形器等玉器大量出现，成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而玉璜仍然保留着它个人饰件的象征性。为了显示身份的高贵，有些玉璜的质地和加工非常精美。
在良渚文化神秘消亡后，各种玉器也随着酋邦社会结构的解体而消失。后继的马桥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玉器，其衰败景象甚至无法与马家浜和崧泽的玉器比肩。该地区的玉器技术和文化后来似乎为黄河流域的复杂社会所继承。
殷商时期，玉璜是重要的佩饰件和礼仪用品。除了素面的玉璜外，许多玉璜被琢成龙形或鱼形，表面雕琢双勾云纹、鳞纹或三角纹。龙形璜的下腹往往雕琢出牙脊。鱼则运用简练的手法雕琢出鳃、鳍和歧尾，多钻双孔用以便于悬佩。殷墟妇好墓曾出土雕工精細的30件片状玉璜和43件龙形或鱼形玉璜。在这73件璜中，除3件弧度为圆周的二分之一外，其余均约为圆周的三分之一。大多数两端钻孔，少数一端有孔。有两件璜可合而成一环，三件璜可合成一环。这些玉璜可复合为璧或环，也可以单独作为佩饰，被夏鼐先生称为“佩璜”。
西周的玉璜沿袭了殷代的风格，并发展成组佩饰件。玉璜被上凹下凸地用于串饰中，项链上的玉璜也逐渐增多，上下重叠，有多至数枚者。最具代表性的为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侯墓地，比如M91出土了5璜连珠玉佩，M92出土了4珩4横连珠串饰，M31出土了6璜联珠串饰。到西周中晚期这些组佩成为高级贵族身份的象征。之后，玉璜在组佩中的位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比如三门峡虢国墓地出现了用两端钻孔的玉璜作为挈领位于最上端、以凸上凹下的方式与其他玉器串连在一起的组佩。
春秋早期，玉璜趋向小巧，表面雕琢蟠虺纹、双勾云纹，上下缘琢有齿脊，一端或两端钻孔，可供垂系。可能由于玉料的匮乏，某些地区出现了铜璜、陶璜、石璜等代用品。春秋以后，璜多饰以动物形象，并以龙、虎居多。战国早期，玉璜的器形开始发生显著变化。镂空透雕的采用使得玉璜更趋精美。有些玉器还在外缘雕琢龙凤等附属装饰，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玉雕艺术，其奢华感更强。秦汉时期，大多数的玉璜保持着装饰的功能，而少数玉璜则为祭祀用品。两汉时期玉璜趋于式微，也不注重雕饰。魏晋时期偶见玉璜，饰有动物、花草或雕琢成云头形，上部为云朵形，下底平直，大多数光素无纹，也有的刻凤鸟纹。再后，玉璜趋于消失。
从玉璜的发展和回顾可见，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璜和中原地区商周以降的玉璜虽然在技术、形制和设计艺术上前后有所继承和发展，但是它们的作用和象征意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背景里可能有比较大的区别，需要通过不同途径加以解读。
３ 性别观察
史前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起随葬品的种类常能分辨性别。因为有些简单的随葬品多为生产工具，因此常常反映了墓主身前身份。比如，仰韶文化北首岭墓地男性墓多随葬骨镞等狩猎工具，元君庙墓地的女性墓中多随葬蚌刀、纺轮和骨针。同样，山东大汶口文化中，男性多随葬斧、锛、凿等生产工具，而女性则随葬纺轮之类的生活用具。因此，这种伴生规律有时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一些尸骨无存墓葬的墓主性别。本文性别考古学的初步观察仅限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玉璜。河姆渡遗址由于被含盐份的地下水浸泡，人骨无存。目前发现的4件残玉璜已无法判断其属性，但是从层位中共出的大量纺轮判断，如果原来这些都是随葬品的话，有可能为女性的器物。值得一提的是，河姆渡遗址的一件标志性器物——“双鸟朝阳蝶形器”（又名鸟形器）的形制和佩带方式与扇形玉璜十分相近。虽然为象牙质且其属性不得而知，但是其独特的造型和装饰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佩带它的人必定具有非同一般的社会地位。苏州越城马家浜文化的下文化层发现3座墓葬，M8出1玉玦；M9出1玉璜与1夹砂陶罐；而M10无随葬器物。专家根据随葬品推断M8、M9为女性墓，M10为男性墓。如果这一推断成立，那么说明女性在拥有珍稀物品上明显与男性有别。崧泽文化时期玉璜出土明显增多，似乎已经成为女性的重要饰件。上海崧泽遗址中层墓葬出璜的墓有13座，其中7座为女性墓，1座男性2座幼儿，3座不明。在此，一男性墓出玉璜似属孤例，值得进一步审视，是否人骨性别鉴定有误还是一种例外。此外，从已作性别鉴定的29座墓来看，男性墓11座，随葬器物共52件，每座平均4至5件；女性墓18座，随葬器物共125件，平均每座约7件。女性随葬品不但明显多于男性，而且玉器和彩陶等贵重物品也大多出自女性墓。江苏海安青墩中层墓葬出土惟一1件玉璜与纺轮共出于女性墓。昆山绰墩崧泽文化遗存中有5座墓各出土了1件玉璜，其中两墓伴有纺轮共出。由于玉璜在当时是主要的装饰品和奢侈品，并均为女性所拥有，因此可以暗示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良渚时期随着酋邦社会日趋复杂，玉器成为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标志。琮、璧、钺成为男权的主要象征，而璜仍作为女性标志的一种饰件而延用下来。在考古研究中，人们观察到“璜与琮、钺不同出”的现象。于是，琮与璜在某种条件下成为了区分两性的标志，其中最明显的案例来自瑶山遗址。瑶山良渚墓地分南北两列，墓中均尸骨无存。南列诸墓所出的琮、钺、三叉形器和与之配套的成组锥形饰等器类为北列诸墓所不见，而北列诸墓所见的璜和纺轮又为南列诸墓所不见。尽管研究者未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但是如果琮和钺为男性标志，璜和纺轮为女性标志的推断成立，那么南行墓列的墓主均为男性，而北行墓列则属女性。再作深入观察，虽然南北两列墓葬都出冠形器，但是男女冠形器的形制有明显差异，而且加工依墓主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又有优劣之分。因此，“璜与琮、钺不同出”可视为贵族阶层的性别标志。
然而，“璜与琮、钺不同出”似乎没有成为良渚贵族阶层普遍严格遵循的规范。这也许表明，尽管良渚社会拥有共同的信仰体系，但是其等级体制和控制形式较为松散，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酋邦的大小贵族各有自行其事的权力。比如，上海福泉山良渚鼎盛阶段的M60，与璜共出有璧、锥形器、冠形器、石斧、石钺等，但无琮。由于此墓为二人合葬，是否为男女合葬不得而知。同一层的M74，与璜共出纺轮、钺、冠形器、锥形器等，亦无琮。虽然该墓尸骨无存，墓主大致可判定为一位贵族女性。福泉山女性贵族能用标志男权的钺随葬，是否暗示女性虽然与沟通天地的琮无缘，但是却可以染指标志世俗权力的钺？
４ 结 语
上述对新石器时代玉璜的分析可见，从河姆渡、马家浜到崧泽，这类最早出现的贵重饰品仅为妇女所专有，似乎暗示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较男子为高，并在崧泽阶段发展到一个高峰。虽然我们是否可以称之为母系社会还有待商讨，但是女性地位远高于男性则是不争的事实。总的来说，在这段女性地位较高的历史时期里，人与人之间的地位、等级和财富并未出现太大的分化，处于组织结构较为简单的平等社会。玉璜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直是女性的象征，并仅限于个人饰件体现其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步入良渚时期后，琮、璧和钺开始超越个人饰件的范畴，成为重要的社会权力象征，标志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社会成员的地位、等级和财富分化明显加剧。当象征男性权力的琮和璧开始流行，璜作为女性的象征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表明女性地位已退居于男性之下。随着良渚文化的衰落，无论是琮、璧还是璜，统统随着酋邦社会的解体而消失，表明当时的社会结构又退回到了等级关系比较简单的状态。虽然其中一些玉器的形制与工艺后来被中原地区的复杂社会所继承，但是由于青铜礼器的出现，它们的象征性和社会意义已经和新石器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