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山文化动物形和人形玉器的形态特征
红山文化玉器自20世纪70年代被考古工作者正式发掘以来，蜚声海内外，引起了诸多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红山文化玉器造型种类多样，某些造型奇异怪诞，使其创型理念及使用功能不易明了，因而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从目前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来看，除了勾云形佩、筒形器、璧形器、连璧及环等几何形玉器，还有很多动物形和人形玉器。按其造型题材，可细分为具象肖生动物形器、抽象变形动物形器和人形器三类。
（一）具象肖生动物形玉器
具象肖生动物形玉器主要有鸟、鴞、鳖、龟、鱼、鹰等，基本如实模仿动物本体的形态，惟妙惟肖。
鸟一般作站立状，双翅向下直垂，翅膀上光素或琢磨较浅的竖凹沟，腹部在前，背部钻有一至三对牛鼻式穿孔。
鴞，即俗称的猫头鹰，对其特征刻划细致，头部凸起，双耳上竖，双眼在前面，有的作敛翅静止状，有的作展翅飞翔状，翅膀及尾部都清楚地阴刻羽毛痕迹。背部钻有牛鼻式穿孔。
鳖的背壳部光素无纹，头部微伸，四足匍伏，有短胖和瘦长两种体型。短胖型在颈下钻一对牛鼻式穿孔；瘦长型在腹部挖桥式穿孔。
龟的背部刻有龟甲纹，背腹之间有贯通孔。
在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4出土的玉鹰，长达19.5厘米，淡青色玉，表面有钙化斑，片状，雕卧姿鹰形，曲颈回首，圆眼钩喙，高冠疣鼻，翅羽上扬，尾羽下垂，羽毛以阴线刻划，颈、背之间镂空，背面有四对横向牛鼻式穿孔。
此外，还有鱼、蝉等肖生形玉器。
（二）抽象变形动物形玉器
抽象变形动物形玉器则包括C形猪龙、玦形猪龙、丫形猪龙、双龙首璜形器、双猪首三孔器、带齿兽面形器、兽面器等，它们多是对红山先民所崇拜的神化动物的各种变形处理。
各种形式的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之一劳永逸 。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采用墨绿色的岫岩玉制成，高26厘米。龙身蜷曲呈C形，头部向下伸探、尾部回收有力，鬣部后飘，流畅自然，富有动感，形态潇洒。在细部刻划上，头部为猪首特征，阴刻梭形长眼，吻部前伸，前端平齐并有两个桯钻痕迹表示鼻孔，颈脊部披一道长鬣，更具神象，鼻；额及颚下阴刻斜网格纹；鬣部沿轮廓走势磨出宽缓的浅凹槽，边缘磨成钝刃形。背部中段有一小孔，可系绳佩挂。
玦形玉猪龙，它的头部似猪首，大耳上竖，大眼阔口，面部以阴刻线表现出褶皱和獠牙，圆条形躯体蜷曲，有的首尾断开如玦形；有的首尾相连，其间以一切口相隔。
丫形玉猪龙，为扁平长条形，头上两只上竖的大耳如“丫”字，面部阴刻大眼阔嘴，是玉猪龙头部的平面表现形式。
牛河梁第二地点Z1第二十号墓出土的玉兽面，与丫形玉猪龙的上部相似，也是玉猪龙的一种平面表现形式。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带齿兽面纹玉佩，长达28.5厘米，是迄今所知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大的一件。深绿色玉，造型奇异，琢磨精细。器体为横视的扁平长条形，所雕的动物面部形象被上下压缩成扁状，而左右横向夸张拉长，中心部位镂空圆孔式双眼和弯弧形双眉，底边雕刻成一排尖利的牙齿，表面随器形及镂空的纹路走势琢磨相应的浅凹槽。它的圆眼似鸟类，而尖牙似兽类，有人认为其两侧镂空的附饰是侧视的龙首，这些特征说明它不是写实性的肖生造型玉器，而是通过想象和夸张，将几类动物的特征集于一身。
此外，还有双龙首玉璜、双猪首三孔器等以抽象变形动物题材作为装饰的玉器。
（三）人形玉器
人形玉器目前仅在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出土一例。2002年9月，在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M4出土的人形玉器，出土于左侧盆骨外侧，黄绿色玉，剖面近三角形。玉人高18.5厘米，头部方圆，五官清楚，双臂曲肘，双手立于胸前，双腿并足而立，呈站立祈祷状，脐下部位凸鼓，显示男性特征。在颈的两侧及后面对钻三通孔，可穿绳系挂。
在国内外的公私收藏中尚有一批人形玉器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的作品。
综观红山文化的动物形玉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器体基本上都有穿孔，有的是两面对钻的贯通孔，有的是在背面钻上成对的牛鼻式穿孔，可见这些玉器的使用方式是系绳佩挂或用线缝缀于衣物上。
二、红山文化动物形和人形玉器的考古背景
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人在辽西一带修建锦承铁路时，就陆续出土过一些玉器并流散于民间，当时日本人曾高价收买这些玉器，现在海外一些大博物馆中收藏的红山玉器大多是那时流落出去的。虽然红山文化玉器一直不断地都有零星出土，但并未得到人们的正确认识，都把它们当作商周时期的遗物。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和研究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玉龙的发现及1973年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而开始的，并由于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和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科学发掘而获得重大进展。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文化馆征集到一件高达26厘米的墨绿色C形玉龙，经调查，是农民在三星他拉村的北山坡上耕地时挖出来的。1973年，阜新市文物站收集至玉勾云形佩、玉鸟、玉龟等玉器，这批玉器是在阜新县胡头沟村河边断崖处被洪水冲出的一座古棺墓中出土的，经考古工作者清理发掘，这里除了有红山文化遗物，还有春秋时期的青铜短剑墓，遂将这批玉器的年代暂定于西周至春秋之间。1979年，在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顶又发现了三座石棺墓，出土了勾云形佩、璧形器、环、鸟等11件玉器，因出土玉器的墓中没有同出陶器，其年代一时难以确定。虽然如此，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三外地点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其附近都有红山文化的遗址或遗物，并且这些玉器在造型与制作工艺上与商周玉器有较大差别，更具有原始简朴的风格，时代应早于商周。
基于上述认识，于1981年杭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第三次年会上，辽宁考古专家孙守道、郭大顺位二位先生大胆推断：“这批玉器应属于红山文化遗物”。指出“西辽河流域多年来出土的这类玉器，包括龙形玉和各种鸟兽形玉在内，既非属于商周，也非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应是红山文化的遗物”，并提出了玉器与文明起源的关系以及“玉兵时代”等课题，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而此前在认识上不明确的三星他拉、胡头沟、三官甸子等地点出土的玉器也都按照红山文化的观点发表了报告。
1979—1982年，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一处石砌大型建筑基址，同时伴随出土两具小型裸体孕妇陶塑像和一件双龙首璜形玉饰。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处原始宗教祭祀遗址，出土的孕妇陶塑像和双龙首璜形玉器均与祭祀有关。
1984年，在红山文化的中心地区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女神庙”和“积石冢群”。 “女神庙”由一个南北狭长的多室建筑和其南方的一个单室建筑组成，其中出土了分属六具大小不同个体的头、肩、臂、乳房、手等女性塑像残块，还有动物塑像残块、大型镂孔祭祀用器残块和彩绘墙壁面等建筑构件残块，说明这里是一个供奉“女神”的宗教性遗址。
围绕在“女神庙”周围的是积石冢。积石冢是以大石块垒砌成方形或圆形的台基，在台基上分布着数量、规格不同的石棺墓。这些石棺墓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主要随葬玉器，极少或基本不随葬陶器和石器，随葬玉器的器型种类和数量也是视墓葬的等级高低而有所差别。
在墓葬或居住址中出土的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有些出土时具体位置已受到扰乱，但尚有一些保存完好，可以为我们研究它们的功能提供有力的证据。牛河梁第二地点Z1 M4随葬的二件玉玦形猪龙，出土时并排倒置于墓主的胸上，说明这两件玉器使用时是佩挂于胸前的，是在当时极受重视的东西。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出土的两件玉龟被握于死者的双手中，说明它们对于死者更是具有特别意义。在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4出土的玉人，位于墓主左侧盆骨的外侧，是系挂腰间的；玉鹰，枕于头骨下。这几座墓都是等级较高的大墓，墓主人身份较高，而受到他们重视的玉器自然真有重要的功能。从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的规模以及玉敛葬的情况，可以看出，红山文化后期原始宗教相当发达，而其中出土的玉器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
一般来说，在任何时期，制作一件东西都是为了使用。不论是实用品还是艺术品，其造型与形式的设计及制作，都是从它的实际功能出发，而这种功能又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史前时期，原始宗教信仰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为宗教目的而举行的巫术祭祀仪式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活动，而史前艺术品产生的最根本动力就在于配合这种祭祀仪式的需求。因此，史前艺术品的形式和功能都是受制于和服从于当时的原始宗教观念的，红山文化玉器也是如此。要探讨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的创作理念和使用功能，应该将其置于它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下来进行考察。
三、红山文化动物形和人形玉器的文化背景
远在旧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因为一些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和无法战胜的自然灾害，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并希望通过与超自然力量—神灵的沟通而达到影响和控制自然界的目的，这就是巫术。萨满教是一种以巫术为主要形式的原始宗教形态，它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普遍存在于东北亚的广大地域，更重要的是“至今还保留着它明显的印记”。它延续时间悠久，直至近世，在我国的满、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赫哲、蒙古、达斡尔、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裕固、朝鲜等少数民族中仍保留着萨满教信仰或萨满教遗迹，甚至举行萨满族祭活动。
研究萨满教的学者认为，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可以清晰印证北方原始萨满教文化发展的轨迹，“对北方萨满教文化史的比较研究，从祭祀内涵、祭祀神祗形态以及所涉及到的萨满教原始文化圈波及带、地缘关系等，都是极难得的实物例证。”“目前我国考古学界，特别是北方考古学界，已经的萨满教作为文化源头来进行理论思考，并以萨满教为参照对考古中的信仰遗物进行意义分析。”
本文即是基于上述认识，借鉴萨满教研究的成果及民族学中有关萨满教的资料，通过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的结合，将红山文化玉器置于萨满教的文化背景中，对积石冢石棺墓中出土的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进行考察，理解和阐释其创型理念及使用功能。
作为一种原始氏族宗教形态，萨满教因其固有的因袭性、凝滞性等特质，使其诸多的原始观念、祭祀礼仪和原始文化形式，通过其特殊的传承方式得以承袭下来，并世代存续。因此，萨满教被视为北方原始文化的母源和载体，成为人文学者研究原始文化的重要对象和途径之一。
“万物有灵”论是原始宗教的核心观念，萨满教具有原始宗教的基本特征，认为“万物有灵”。萨满行神事主要依靠昏迷术（又称迷痴行为）。萨满能够施行昏迷术，一方面是萨满本身具有一些常人不具备的敏知特质，并通过前任萨满的教授、本人的多年苦炼和修身，成就了一套感应、致幻的神秘功法；另一方面，为了尽快进入昏迷状态，还需要一些外部条件和环境，如穿神服、戴神帽、敲神鼓、佩带神偶和钟、铃、彩带等佩物。各种鸟类造型和蛙、龟、蜥蜴、蟾蜍等动物是萨满的助手神灵，是普遍见于萨满神服和神器上的饰物。
萨满神器、神物的具体形式及其制作材质因时代、民族与萨满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史前时代，多采用自然界存在的石、玉、骨、木、皮革、翎毛等材料，而近世常见的则是布料和金属人工制品。在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人们逐渐把玉从普通的石材中分离出来，并在加工方式上施以抛光等高级技艺，赋予它庄严的思想内涵，认为它是宇宙万物之精华，是可以沟通人神的“灵物”、“神物”，成为从事原始宗教活动时与神沟通的最高品位的物质媒介，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今学者将新石器时代晚期称作“玉器时代”即缘于此。进入金属时代以后，玉器的地位受到青铜礼器的冲击而退居其次，并逐渐丧失了在宗教领域的特殊功能。因此，红山文化石棺墓中的玉器作为萨满神器、神物，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四、红山文化动物形和人形玉器的功能
红山文化积石冢石棺墓是萨满的墓葬，其中随葬的玉器，绝大部分上面有一、二个小孔或一至数对牛鼻穿孔，可以缝缀于织物上作为装饰物或直接穿绳佩挂，出土时置于身体的胸、腹、腕、头部或握于手中，因此，它们应是萨满神服上的饰物或神器，是萨满生时行神事时的助神或工具，死后随之入葬，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基本属性。下面试对动物形和人形玉器的造型理念及其使用功能加以分析。
（一）具体肖生动物形玉器
萨满教认为“宇宙万物都有魂魄灵气”，“大物有大灵，小物有小灵”，自然界的风、雷、雨、雪、动物、植物都是神灵，并各司不同的职责。鸟是信息神，承担在人与神之间传递信息的重任，萨满神服上装饰诸多造型的鸟，具有传达信息的象征意义；龟、鳖、蜥蜴、蛙、蝉、鱼、树、草、花卉等都被称为百灵助神、小灵助神或地灵助神。萨满将这些助灵的形象制成标本、刻成模型或绘于皮、布上，缝缀于神服上，便象征着这些地灵助神的魂魄伴随在他身边并受他的驱策，帮助他完成他的职责。
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所有的肖生动物玉器均有牛鼻式穿孔或贯通孔，可以缝缀在衣物上。它们应该就是缝在萨满神服上的信息神和地灵助神。
（二）抽象变形动物形玉器
玦形玉猪龙的头似猪，而身体似蛇或通常所说的龙，不是现实世界生存的动物，应是集合了现实中的猪、蛇等多种动物的特征并经过抽象变形而产生的一种造型，也许是萨满在昏迷状态下幻觉的灵物助神。在躯体的背部有一小孔，可以穿绳系挂。在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四号墓中出土了二件玉猪龙，并列置于墓主人的胸部，可能是佩挂于萨满的颈上或缀于神服上的，其功能应是在萨满行神事时佩带，以协助其与神沟通。 “C”形玉猪龙、丫形玉猪龙等几种其它形式的玉猪龙，它们的功能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带齿兽面形玉佩的造型复杂怪异，学界对它的研究和争议也较多，有勾云形玉佩的前身、勾云形玉佩的完全式造型、双鸟相背式、原始形态或抽象化的饕餮纹等种种推测。笔者认为，带齿兽面形玉佩虽然在形式上与勾云形玉佩一样，都在表面琢磨与器形及镂空的纹路走势相应的浅凹槽，但它们在创型理念上有所有同，在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上也找不到它们具有发展演变关系的证据。玉勾云形佩属于几何造型，其创型母源是来自于萨满在昏迷状态下“转迷溜”的幻像，萨满把他的幻像绘记下来，用玉雕刻成器，缝缀于神服上，用以引导萨满更快地进入昏迷、升天状态，与神沟通。它中央的旋涡代表灵魂升天时所见到的宇宙魂气旋涡图或是灵魂旋转升天的线路图，四角的弯勾则是浩大宇宙中的云朵，上面琢磨的宽缓浅凹沟代表流动的云气 。而带齿兽面形玉佩则属于动物造型的玉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带齿兽面纹玉佩，是迄今所知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大的一件，它的圆眼似鸟类，而尖牙似兽类，有人认为其两侧镂空的附饰是侧视的龙首 ，这些特征说明它不是写实性的肖生造型玉器，而是通过想象和夸张，将几类动物的特征集于一身，而且表面琢磨出象征萨满灵魂升天时所幻觉的宇宙魂气旋涡图。其功能与东北亚地区史前岩画中常见的面具类似，是一种助萨满通神的灵物，呼唤萨满的灵感，帮助他尽快进入与神交流的昏迷状态。
（三）人形玉器
在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M4出土的人形玉器，呈站立祈祷状，双臂曲肘，双手立于胸前，双腿并足而立。在颈的两侧及后面对钻三通孔，出土于左侧盆骨外侧，可能是穿绳系挂于腰际的。
萨满（shaman）意为“知道”、“知晓”、“晓彻”，即最能通达、了解神意的人，能够畅游于宇宙三界，沟通人、神。萨满行神事主要依靠昏迷术（又称迷痴行为），当进入迷痴状态后，萨满的灵魂升入天穹，与神交往。萨满能够施行昏迷术，首要的一点是萨满本身具有一些常人不具备的敏知特质，还需要通过前任萨满的教授、本人的多年苦炼和修身，成就一套感应、致幻的神秘功法。前任历代萨满对现任萨满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除了将其功力、神衣传承给下任萨满，还具有实用的神力，能够在下任萨满施行法事时给予引导和帮助，因此现作萨满对萨满谱系上的祖先都是极为尊崇的。在民族学中可见到保存的萨满教传承谱系及以前著名大萨满的画像。
根据民族学和萨满教的资料，我们可以确定上述的红山文化玉人是萨满祖先的雕像，拥有它的墓主人是即任的萨满，佩带前代大萨满的玉雕像，是希望大萨满的灵魂能够保佑和协助他进行神事。
五 小结
本文通过考古学与民族学资料的结合，将红山文化动物形和人形玉器置于萨满教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它们的创型理念与使用功能。
红山文化玉器的创型理念是由萨满进行神事活动的需要决定的，其功能均为萨满的神器，在萨满进行神事活动时，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责。
鸟、鴞、龟、鱼、鹰等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动物，因能帮助萨满与神沟通而被奉为神灵，都有帮助萨满与沟通的能力，缝缀于萨满神服上，象征其魂魄帮助萨满进行神事活动。
带齿兽面形器和各种形态的玉猪龙均不是写实性的肖生造型玉器，而是通过想象和夸张，集几类动物的特征于一身，其功能是助萨满通神的灵物，呼唤萨满的灵感，帮助他尽快进入与神交流的昏迷状态。
玉人是萨满祖先的雕像，拥有它的墓主人是即任的萨满，佩带前代大萨满的玉雕像，是希望大萨满的灵魂能够保佑和协助他进行神事。
由于历史的距离，我们对于原始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是难以完全正确地理解的，但是许多真正科学的结论最初总是由假设开始的，因此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曾经说过：“我想我大概还不至于愚蠢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会把我在这些难题上的结论看作是最终的结论。” 这也代表了我对自己上述研究的看法，以此作为结语，恳请诸位前辈、同行在宽容的同时，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