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在古代不仅具有公务活动的凭信作用，还表示某种组织或个人的权力使用，是组织机构的权力象征物。尤其是玺印代表家主权的行使。一方面用来传达政令、实施策令，另一力方面用来显示国家权力所在，是权力行使的标志。印章的取舍用藏，与国家朝政嬗变以及个人权力得失关系密切，下面就此谈些看法。
印章在古代具有表示某种组织权力的象征意义
印章中的玺印，在古代是一种对外行使职权的国之信器，是国家统治权力的一种显示物。印章的兴替变化反映着朝政命运的变化。亡国者要呈缴印章，立国者开铸新印，这已成为历史更替演进的晴雨表。魏晋时期，蜀国倾覆，刘禅派人请降，首先送去国之印章，“奉赍印绶”，把印章绶带送给晋将邓艾，行动上算是“敬输忠诚”。印章成了表示归顺的重要见证物。吴国孙皓请降，也是派人送去印章，“奉所佩印绶，委质请命”把印章等物送给晋将王，表示俯首归降。可见印章的变迁犹如国鼎迁移，印章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有时印章的移交，就是权力移交，或者是内部权力交接。孙策割据江东，称雄一时，不料遭人暗算，他病危时“呼(孙)权佩以印绶”把印绶亲手传递给弟弟孙权，算是选定的掌印人，孙权接印继续开疆拓土，终于建立吴国。刘邦争夺天下时，一度想用制发印绶的手段拢络地方豪杰，郦食其建议“复立六国后世。”如何复立，就是用受封佩印的形式给予确认。后经张良反驳，这不利于汉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虽然一时让豪杰“向风慕义，戴陛下之德”，产生激励效应，但是日久会形成分割利益，到时候就难以收回印绶。于是刘邦赶紧销印，取消了分割领属的计划。古代朝廷有时还用赐印或敕文，宽慰那些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明代一些君主，对待边疆首领赐印发文给予奖励，“诸蕃有保塞功，则授敕印封之”，这样做有利于安定边关，印章发挥着某种信誉尺度的作用，维护着远近礼尚关系，奖勉取信。
另外，印章与个人权力得失关系甚大，官级大小与盖印凭证有区别。在元代，一品至五品官为宣授，六品至七品官为敕牒，这就是说五品以上的官员任命盖印用皇上玉玺，六品以下的官员任命，则由中书省盖印下文。“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中书省可任命一般官员。在明代，“公侯伯及一品至五品诰命，六品至九品敕命”诰命当属皇上任命官员，盖玺印，官级比较高。这说明用印是按官级区别使用的，与赋予权力大小有关系。
印章在信息沟通中有一定的行政约束力
公务文书因有印章标记而产生法定效力，尤其是下行文，受文者要极力保证信息贯通与目标执行。在远距离传达策令时，谁握有印章，谁就可以利用印文督人事，因为印文具有行政约束力。历史上曾有印章被人利用的事情，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唐代有支部队在前线作战，被契丹军捡到一枚军印，“契丹得军印”，制作假情报，迷惑了唐军。唐军总管收到谍文，率军“昼夜兼行，不逞寝食以赴之，士马疲弊，契丹伏兵于中道邀之，全军皆没。”这说明印章在军务信息中具有无可争辩的信从力，受文者得之，一时验证核对不出来，遭到打击也是信息误导的结果。有时印章在危急关头可以用来号令三军，约束行动。五代时，后唐派遣的惩蜀大军在四川突然发生哗变，军情危急，李松急忙用别的印章冒名，“夜以黄书作诏书，倒用都统印”，使士兵见到印文凭信，才骤然止乱。当时盖印幸亏未被士兵们看破，“都统印”冒充玺印，用倒盖法产生模糊标记，瞒住士兵耳目，还真以为有诏书传到，产生认知错觉。可见士兵们对印章还是信从的，在千钧一发之时约束住变乱士兵的行动，说明印章在书面议事与指挥效能方面有重要的取信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