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既是金融、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也是一个中外交流的中心。近代上海，是外国人聚居的一个地方。同处一城的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友好交往的佳话数不胜数。与广州士绅与乡民强力拒绝外国人入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人在开埠之初就对外国人的到来表现得比较友好——当驻沪英国领事馆还未在上海建立官邸时，上海老城厢一位绅士主动接洽英国领事巴富尔，将西姚家弄的住宅敦春堂租借给英国领事馆。而上海道台咸龄及其夫人因对外国人太过友好而被人向清政府告发。此事被《筹办夷务实始末》记录在案。以后的岁月中，上海人与外国人虽然也产生过一些冲突和矛盾，但双方和平相处、友好交往是主流。记录近代上海人与外国人交流、交往历史的遗迹、遗物不可胜数，但称得上珍品的并不多见。上海历史博物馆馆藏的“王震悼李佳白挽联”则是比较难得的一件珍贵文物。
现存上海历史博物馆的“王震悼李佳白挽联”创作于1927年9月30日到10月1日。该挽联单幅长225厘米，宽54厘米，纸质，保存完好。上联为“卅载订深交，联宗教为大同，钦谀道，不偏守墨。李佳白博士千古”；下联为“一朝感永诀，留典成陈迹，憾登堂，空想尚贤.王震敬挽”。这副挽联的大意为“我们是交往三十年的老朋友。为了使各教殊途同归，泯灭教争，实现人类大同理想，您不拘于基督教一教之仪式、一教之原理，联合中外各宗教家研讨宗教真理。现在您突然去世了，您生前所做之事都将成为过去。再次到尚贤堂时，您已经不在了，只能空想高尚、贤能的您了。”
挽联撰写人王震(1867～1938年)，字一亭，号梅花馆主、白龙山人。王震是旧上海著名实业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上海书画界一闻人。他曾同张謇、沈缦云、李平书等沪上名流携手，斥资创办了面粉厂、电气公司、内河船坞、储蓄银行等10多家企业，并在20世纪初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日清轮船公司上海总代理。辛亥革命前后，王震曾多次参加革命活动并出任上海都督府交通部长、农工商部长。尽管身兼多职，工作繁忙，但王一亭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绘画和书法。早年他曾在任伯年、徐小仓门下学画，后来又与吴昌硕结为好友。他的画“风格独异”、“沪上艺坛鲜有其匹”，他的书法也为时人所称道。辛亥革命失败后，王一亭对政治兴趣淡然，转而信奉佛教并热心于慈善事业，曾担任中国济生会会长、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
被悼念者李佳白(Reid,Gilbertl857～1927年)是近代美国来华传教的一位传教士。1882年李佳白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华传教。后因与美国长老会意见不同脱离长老会。1897年他以独立传教士身份再次来华。他主张将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孔孟学说糅合起来，提倡“孔子加耶稣”，主要在中国上层士绅中进行传教。1897年他在北京发起组织尚贤堂(The International lnstitute Of China)。义和团运动后，因经费问题，1903年尚贤堂搬迁到上海。尚贤堂是集教育与社交于一身的文化团体。它声称“以联络中外、调和宗教、扶助中国群治之进步为不变之目的”。为此，李佳白不但在尚贤堂开设学校，招收学童进行日常教育，而且还经常邀请各界名流到堂演讲、开展社交活动。尚贤堂的成立和运作得到中国政、商界和在华部分外侨的支持与协助。而李佳白，也通过尚贤堂这一平台，成功地结交了中国政界、商界甚至宗教界的一批名流。晚请内阁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周馥、邮传大臣盛宣怀等都曾是李佳白的座上客。1927年李佳白去世后不久，尚贤堂自行解散。
从王一亭写给李佳白的这副挽联来看，王一亭、李佳白交往的时间很长，“卅载深交”。也就是说大约在1897年左右，王一亭就结识李佳白。那时，李佳白的活动中心还在北京。但通过广学会(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初名为“同文书会”，1892年改名为广学会，李佳白等为该会的主要成员)，李佳白与上海保持着一定联系。而王一亭那时在上海滩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不过，同一般的生意人不同,王一亭十几岁就主动到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外语，着力学习、吸收西方新文化。1889～1907年间广学会在上海主办的《万国公报》，在宣传教的同时广泛宣传西学、时事。它是清末学者文士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重要媒介，在清末上海乃至全国影响很大。作为西方新知的仰慕者，王一亭阅读此报的可能性很大。李佳白经常在《万国公报》发表文章，在上海知名度很高。王一亭最早大概就是通过《万国公报》知道李佳白其人的。
王一亭与李佳白的真正交往可能是在1906年后。一方面，王一亭开始在上海滩崭露头角，1907年王一亭被选为上海自治机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驻局总董。此后十多年间，王一亭很快成为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被委任为沪军都督府交通总长，1912年他被选为上海商务总会协理。虽然二次革命后，王一亭不再担任上海商会的领导职务,但他的经济实力和他在上海商界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另一方面，李佳白1903年将尚贤堂搬迁到上海后，为给“尚贤堂”筹资和扩大其影响，刻意拉拢、结交上海滩上层人士。上海滩上流社会也以结交李佳白为荣。两江总督周馥、上海道台梁如浩、上海商会领袖朱葆三、上海著名银行家严信厚、李鸿章儿子李经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会长吕海寰、清末驻美公使伍庭芳、清末邮传大臣盛宣怀及民国时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沪海道尹兼特派交涉员周今箴等都曾是李佳白的朋友。王一亭，最晚在1915年，已经成为李佳白人际网络里的重要人物之一。《尚贤堂纪事》记载，“民国4年12月22日下午本堂开第35次半年报告会暨特别会于总理李佳白博士住宅。与会者为博瑙尔博士、潘纳克博士、唐少川君、懿复来德君、哈少甫君、钟紫垣君、丁仙君、王一亭君、雷锐君……”这次会议提出的议案六由王一亭君助议通过，议案七，补选王一亭等为办事董事。
1927年9月30日，李佳白在上海宝隆医院去世。10月1日下午中外嘉宾几百人在上海虹桥公墓出席了他的葬礼。王一亭送的挽联应该就是这时候出现的。当时出现在李佳白葬礼上的挽联或其他纪念品应该不只这一件。
李佳白在华几十年，他生前与中国人互动、交往频繁。双方互赠对联或礼物等历史资料上有很多记载。如1907年李佳白50岁生日时，上海道瑞臣赠其瓦当拓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会长吕海寰赠其锦旗等。尚贤堂办事员唐纯甫去世及盛宣怀去世时，李佳白也曾送上挽联。除了李佳白，近代居住上海的外国侨民中还有不少人与中国上层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李佳白和王一亭的交往是近代上海中外人士友好交往的一个典型。中外人士之间友好交往、酬和往来的过程中，曾伴随着不少实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反映中外人士友好交往的许多物证都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毁坏或湮没无闻。因而王一亭悼李佳白挽联就更显得弥足珍贵。这副挽联体现的不仅仅是王一亭个人对李佳白的哀思和悼念。“王震悼李佳白挽联”是上海开埠以来，中外人士友好交往、交流的一个典型物证，这一物证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