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玉器诞生于新石器晚期。它们浅埋于辽河流域、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北部。5000年间，征伐劫掠、民族迁移、改朝换代的滚滚红尘，无数次掠过这片土地，奇异的是，所有的人对眼皮底下的红山遗址，视而不见。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滨田、水野在红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红山位于内蒙古赤峰东北郊，山体为暗红色花岗岩，赤峰也由此得名。50年代，考古学家尹达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认为红山遗址是中原彩陶文化与北方细石文化在长城一线相遇，产生的一种“混合文化”，尹将其定名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的玉器，30年代已见著录。遗憾的是，当时公私收藏者都将其年代定为商周，或疑夏朝。1984年在牛梁河出土了一对玉雕猪龙，这是第一次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一大一小，摆放在死者胸前。这对玉猪龙使大量出土和流散民间的红山玉器的年代认定，一槌定音。
在此之前，人们不了解玉猪龙的用途，佩饰？图腾？族徽？众说不一。牛梁河遗址发掘中，发现了女神庙、祭坛和女神塑像，其布局和无人居住的痕迹，显示出这里是“神居之所”。考古学家进而推断积石冢下掩埋的遗骨，是神的使者——祭司的遗骨。经过反复考证，专家认定摆放在祭司胸前或握在手中的玉猪龙、玉龟，是祭司举行祭祀时，用来与神沟通的道具，也就是所谓的“神器”。
牛梁河出土的玉猪龙，在辽宁、内蒙古等地出土有20余件，造型、工艺手法基本一致。在一个分布广阔的区域内，玉礼器的高度规范化，表明部落文化和观念受到严格规则的制约，由此说明，这片土地曾存在过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信奉共同的神灵。
考古学家认为，猪首蛇身的猪龙，是猪与蛇形象的融合。它体肥、蜷曲成C形，像一个人的耳朵。有的嘴与尾相连，有的嘴尾断开，与玉玦的造型相似，因此，民国时有人称“兽形玦”。有人说，首尾相连的玉猪龙脱胎于玉环，最初它们边缘是锋锐的，用来刮兽毛，后来像石斧一样演变成一种祭神礼器。然而，当人们站在牛梁河的遗址上，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站在牛梁河遗址上，向南眺望，可以看见约10公里的远处有一座似猪首又似熊首的山，当地人称“猪首山”。女神庙、祭台、埋有玉猪龙的积石冢、猪首山，由北向南连成一条线。这一布局说明，建庙时祭司们有意设计成彼此呼应，借助自然形态，增加祭神的氛围。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玉猪龙的造型脱胎于猪首山，可是二者的逼肖，必然存在一定的关联。
猪龙既是通神之器，本身又是一个新神。东山嘴出土龙首玉璜、三星他拉出土的大型玉龙以及《古玉精英》一书中收录的玉龙，造型趋于类型化，对称、静态，显见是摹拟幻想中的神灵。
有人曾将玉猪龙的制玉理念，与汉代随葬的“握猪”归为一类，即“以猪为财产”。众所周知，长城以北的辽河流域和内蒙古草原，是一个宜农宜牧的交错地带。从发掘的彩陶、窑址来看，红山文化地区的先民，不再是一个为追赶猎物而冒险的民族，他们已熟练地掌握了种植物养殖业。毫无疑问，红山文化时期“以猪为财产”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然而，这是一个世俗的观点。从宗教角度看，女神和龙的双重崇拜，表明正处于母系社会转入父系社会的初期。出土的女神塑像，逼肖真实的人。那些夸大的、象征大地之母，象征丰收、繁殖的女人的特性，已经被修正，说明宗教信仰从自然中挣脱，进入到对先祖和神灵的崇拜。
与玉猪龙一同出土勾云形玉器，实际上饕餮纹的祖形。龙、猪龙、勾云形器是祭司的幻想杰作，这些超纪间的神秘动物形象，表示出进入父系社会后，初生阶级对自身的统治地位的肯定和幻想。
有美学家认为，红山玉龙、猪龙那雄健的线条、飞扬的长鬣、深沉凸起的睛目，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狞厉之美”，是人类走入文明所必经的血与火年代的产物，是人类用动物般的手段，进行着一场场“血流漂杵”的历史真相。
有权威人士将红山玉龙与黄帝联系在一起，认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古史记载的五帝时代，距今约4500年至5000年，大致与红山文化后期相当。传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有着北方民族游牧和渔猎的习俗。黄帝时代是“龙战于野”的“以玉为兵”的时代。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地点在红山文化与仰韶的交汇处——桑干河上游和辽河相邻的地带。
有人说，猪龙的猪首和猪首山的猪首，实际上更酷似“熊首”。黄帝号“有熊氏”，与“熊首山”、“玉熊龙”暗契。
无论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有一点是无疑的：龙的形象，由红山的玉龙、猪龙（熊龙）而定型、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