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对凤的祟拜历史渊源流长，在我国原始社会的中晚期就已有传承，至战国时期的大举盛行，最终形成了“楚人尊凤”的社会政治行为。如果没有先行的商周中原艺术的引导和楚国与边裔艺术的薰染融合，楚玉艺术是不会有震古烁今的辉煌成就。
春秋楚玉中缘何龙多凤少
不过，有个文化现象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妇好墓出土一件玉凤负龙佩，玉凤作站立状，头上凤冠似两蘑菇角并排，三齿爪下有祥云，玉凤背负一独角龙作踩云升天状。这个和故宫博物院藏西周中期的玉龙凤纹佩，在纹饰传承上有一定的联系。都是龙在上凤在下。这样的合雕象生器具有一定的图腾色彩遗留。1992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出土的西周晚期的龙凤纹玉柄形饰上，凤鸟纹作侧身立姿，与卷鼻“臣”字形龙目呈上下相背之状，虽然龙盘曲在凤鸟的下方，实则是一龙一凤侧身纹饰的首尾呼应结构。由此不难看出与商周时期的龙在上凤在下纹饰发生了过渡变化的关系。
而到了春秋晚期，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墓出土的玉龙凤合体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再是上下的结构形式，而是承接西周后期双身咬尾龙的左右头尾相顾结构，是一种具有地位平等的寓意结构。这种上下结构向左右平等结构的变化过程，表现的不再是神权意识。而是强调合雕象生玉器中龙凤都是地位平等的主体纹饰。究其主要原因，是春秋晚期周室的衰落，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各诸候的僭越活动激烈所致。过去代表上下君臣尊卑关系的象生合雕玉器，被龙纹虎佩、龙凤纹佩等主体纹样合雕所取代。这种左右平等结构的龙凤玉纹饰在时间上，正好和“周伐楚，楚东迁”的时期较为吻合，周昭王攻楚败亡，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许多“姻亲之国”纷纷争雄称霸。《左传·昭公十二年》“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这种建立在与周室“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反映在当时依然将玉器视为礼器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当时的王权结构中，既强调了统治者的王权意识，也提高了众姻亲国原鸟族部落氏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为后来春秋争霸提供了分权争雄的政治土壤。
这个时期的龙凤纹饰的结构变化，是发生在中原商周文化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后来的楚地。此时的楚国选择了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然后再北上与其他诸侯争雄的策略。这个时期的楚国因战事不断，依然保持着周天子封地建国初期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锐利开拓疆土之精神。无意在艺术品上追求太多的与中原异化的形式东西。但在实际的军事上的多年征伐过程中，同时也为后来的战国时期的楚文化，带来了文化多源性的交流空间。
崛起的楚国，是在臣服商周的同时，又与商周王朝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挟天子以令天下”的“霸主”角逐，至第八代国君熊渠时，试封三个儿子为王，企图僭号称王。楚庄王即位后，“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政治上的蓄意磨炼意志终成霸业。而在此处所用的比喻上，恰恰用到了凤鸟的精神形象。楚国的凤鸟精神常常艺术性的表现为，几条龙拱卫盘绕于凤的身上，或者一只凤鸟大步前行，追逐着一龙，而龙却已示弱，并作反身躲避的态势。
也就是这段时间开始后，如信阳长台关M1出土玉器和平粮M16出土玉器，以及长丰杨公M2和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楚国王室贵族用玉，都较异姓贵族和封君贵族们所使用的佩饰好。不仅质地高，而且体形大，琢工精细，厚薄均匀，光洁无瑕，形制规整。龙与凤的形象则更多为组合式，可谓千姿百态，表现出龙、凤的多情多意，一改春秋楚玉中龙多凤少的现象。从这些出土楚人佩玉的服饰文化中，如从玉佩的种类和结构上分析，能清晰地判明墓主身份的不同。这正符合战国时期楚人的“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下有贵贱”的古礼制度特征。
据上述现有的考古材料看，楚人对凤的祟拜历史渊源流长，在我国原始社会的中晚期就已有传承，至战国时期的大举盛行，最终形成了“楚人尊凤”的社会政治行为。如果没有先行的商周中原艺术的引导和楚国与边裔艺术的薰染融合，楚玉艺术是不会有震古烁今的辉煌成就。凤鸟作为一个超越其历史自身的整体精神形象，在楚人的眼中以某种特殊价值现象和文化符号，在“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楚人气魄中，荡气回肠。使得战国时期的艺术品，充满了龙凤艺术的精华，也显示楚文化中边裔艺术的多姿多彩。形成了后来的楚文化意识中“楚人尊凤”的自强不息精神内涵。为我们的玉器鉴赏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和断代史料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