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对茶的印象来自我爸。他大汗淋漓地从山里拉回一车松柴，松柴还没卸下，他就嚷着要泡茶。小小的白瓷茶壶里，塞进一大把茶叶，倒上热水，等他卸完了松柴，那茶叶早泡开了。他坐到桌子边，倒出茶水来，颜色深红甚至暗褐，几杯喝下去，一大壶便见了底。再要往壶里续热水，打开壶盖来，只见泡开了的茶叶，占住了大半个茶壶。出于好奇，我也曾几次倒出茶水尝尝，苦，涩，恍若迎面挨了一记闷拳。这怎么能喝呢？而且还是用来解渴，而且还会上瘾!——这和我初次喝到白酒的所思所想是一样的。人类为什么偏偏就对这些从不轻易取悦自己的事物上瘾呢？
小时候不喜欢喝茶，上山摘茶叶却是我喜欢的。
我常常和奶奶上山，挖药，找柴火，找菌子，找野果子。离家不到百米的背后山就有茶树。一圈一圈的梯地边沿，种了一圈一圈的茶树。这些茶树大概是有主人的吧？ 所以奶奶对它们视而不见。要采野茶，须到更高的山上。爬过背后山，跨过一条水沟，径直往东，沿山路走半个多小时，来到一处山坡头。那儿好几个水塘，那片地方便得了个名字“大泥汪塘”。大泥汪塘边松林阴郁，松林边上有座梨园。小时候，我感兴趣的，排第一的要数那片梨园，被满树的梨子惹得眼馋，只消从地上捡起一颗坏了掉下来的梨，高高地冲树枝间砸上去，听着吧，噼噼啪啪，总要掉下几个新鲜透熟的梨来；排第二的，要数那片水塘，有腾跃纷飞的绿蚂蚱红蜻蜓，据说还有鱼；排第三的是松林，那看不见的暗影里，有菌子有野果子。和奶奶到大泥汪塘去，她带我去的却是茶园。我最初是不乐意的。哪个小孩子会对茶园感兴趣呢？ 如果不是奶奶，我怕是永远也不会进到茶园里去的吧。
不记得第一次随奶奶进茶园是几岁了，也不记得去过多少次，印象中的茶园恒久地保持着一个样子：荒僻荒凉又生机盎然。茶园是分为两片的，一片靠西，一垄一垄种着规整伏顺的茶树，稳稳地立在天底下，如一颗一颗蓬松懵懂的大脑袋。茶树下的土常常是新翻的，难得见到杂草。很明显，这样的茶园也是有主人的，自然不能由着我和奶奶去采。我们能去的茶园，是靠东那边的。钻进一片低矮的小松林，荡开一张又一张迎面而来的蜘蛛网，眼前忽地开阔了，展现在眼前的，便是我和奶奶要去的茶园了。
回想起来，大概也不过几十上百株茶树。高的高低的低，有的羸弱，有的丰赡，有的旁逸斜出，有的张牙舞爪。总之，是没有一株体态丰满珠圆玉润的。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它们被种茶的人遗忘了，或者说是放弃了。它们也就此得了大自在，自在生长，也自在死去。确实有些已经死去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枯枝，兀自挺立着，任由四围的野花野草野蛮生长，将它的死亡装点得恣肆快意。又何止这一角，放眼望去，整片茶园都被葳蕤的野草灌木挤满了。它们挤挤挨挨，在耀眼的春日阳光下，发出嗡嗡嗡的墨绿声音。而那几十上百株茶树，默然，肃立。———这一切，不过是现在的我翻检记忆时的想象罢了。小时候是不会去揣想植物有没有各自的精神的。只要一进入那片茶园，我便胡乱跑开了———偶尔，也帮着奶奶摘些茶叶，不过摘得两捧，就撂挑子不干了。如今想来，那便是我的百草园啊，我可以尽情去搅扰那杂草，去攀折那灌木，去看一朵一朵的野花，有不起眼的鼠曲草，也有夺目的茶花。
那时还不知道茶花和茶树的异同，只是盯了茶花看，纳闷着怎么这么大的花呢，怎么这么厚实的叶子呢？ 想从上面摘下嫩茶叶来，却遍寻不着。再去茶树上找花，也能找到，可远没这么扎眼，细弱的枝条上一个一个小小的绿蒂花苞，那绽开来了的，是小朵小朵白萼黄蕊，蜜蜂嗡嗡嘤嘤地悬浮在花蕊之上，欲停不停，欲飞不飞。凑近了，嗅到一股淡淡的清香，是那艳丽的茶花所没有的，摘了放到嘴里咀嚼，涩中回甜，清新悠远。
奶奶摘够了茶叶，或者把这一片茶园都摘秃了，我们才重新钻出小树林。回到家后还有很多活要干。奶奶先是找出一个大的簸箕，把背篓里的茶叶倒出来，翻晒一下，清理掉不小心混进里面的杂物；然后把茶叶下到大铁锅里，那铁锅直径将近一米，茶叶绿蓬蓬地堆了大半锅；接着，烧上火，烘焙。这是个慢活儿，急不来的。也不记得需要多久，那小山似的茶叶才软塌了下去，烟气袅袅，茶香四溢。烘焙好的茶叶再次回到簸箕上，奶奶蹲下身，将滚热的茶叶一遍一遍在手下揉搓。我摸过，那时的茶叶又湿又烫，不知道奶奶怎么能禁得住；这一切工序完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奶奶把揉搓好的茶叶匀匀地散开在簸箕上，端到太阳底下晾晒。奶奶有一双“解放脚”，走起路来并不是很方便的，人又很矮小，两手伸展开端了那直径远超一米的铺满新茶的簸箕，她便踮着脚，身子吃力地朝后拗着。
过不了多少日子，新茶晒干了，留下一部分给家里，剩余的，都由奶奶背到街市上去卖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从未和奶奶到过街上。奶奶到街上卖过茶叶，卖过麻绳，大概还卖过些别的什么小零碎。可我一次都没跟她去过。她会在街市的哪个角落放下她的背篓呢？又会怎样招徕生意呢？ 我全然不知道。
黄昏里，奶奶回来了，背篓里多少会有些吃的，有时是几个橘子，有时是几根香蕉。
考上复旦那年，家里为我上学的费用东拼西凑，谁也没想过要和奶奶说说这事。一天下午，奶奶把我叫到跟前，翻开一层一层衣襟，翻出一个敝旧的装洗衣粉的塑料袋子，袋子用细麻绳绑缚得严严实实的。奶奶耐心地解开细麻绳，打开袋子，掏出叠得齐齐整整的一叠钱，有角票，有块票，还有两张百元大钞。奶奶把那两张百元大钞捏出来，递给我。
“奶奶钱不多，只能给你两百块。”我怎么能要呢？ 我推脱着，说家里的钱够了。
“那不一样，这是奶奶的心意。你不要嫌少，奶奶卖茶叶和麻绳攒下的。你拿着!”
可是，我怎么能要呢？
终究，我没要奶奶的钱，奶奶脸上显出失落的神情来了，她仰起头，一双遮了厚厚阴翳的眼睛注视着我，我低垂了头，一再跟她说，家里的钱够用的，够用的。
十多年过去了，九十多岁的奶奶是再也不能上山摘茶了。
渐渐的，老家的朋友到上海来，会带些老家的茶叶给我，有红茶绿茶也有普洱茶。几个月前，我的小学启蒙老师一家到上海，背来大大小小十好几饼施甸产的茶；过后不久，另一位刚认识的老乡到上海来，送我几袋茶，说是我们当地的“里畿茶”，明朝邓子龙将军曾经喝过的；再是几天前，保山日报社的朋友寄来几饼普洱茶，是保山滇兰茶厂生产的，看那说明，“本品特选云南省优质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传统工艺压制而成，具有滋味纯厚、回甘生津、经久耐泡的特点……”把这一种一种茶叶排开来，一种一种喝过去，确实好喝，不是当年奶奶的“大叶子茶”可比拟的，可它们竟让我愈加思念起奶奶的“大叶子茶”来了。
奶奶没喝过我喝过的这些茶——我忽然意识到，奶奶似乎根本就是不喝茶的啊。而我呢，也再喝不到奶奶做的茶了。
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奶奶，大概全然忘记深山里那片茶园了吧？ 更不会记得，她曾经在那片茶园的其中一株茶树下的奇遇——
那是暮春时节，奶奶看见一株高大蓬勃的茶树，走近了去，摘那满树鲜嫩的芽儿。似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再听，又什么声息都没有。三五分钟后，忽然，茶树根下呼隆几声，窜出个东西来，咯咯几声，扑棱翅膀，逆着阳光飞远了。“是一只老野鸡啊，尾巴那么长———”奶奶朝我比划。讲述这些时，奶奶已经回到家里了，她没能带回野鸡，却带回了九颗蛋。浅蓝色的九颗，攥在手里，似乎可以感知到蛋壳里跳动着生命。我的失落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失落的是，没抓住那只野鸡；兴奋的是有这九颗蛋，不也等于有了野鸡么？ 吊诡的是，二十多年后，我竟然无论如何想不起来，是怎么处理那九颗蛋的了。是给炖了，还是交由家里的老母鸡孵了？ 我既想不起野鸡蛋的味道，也想不起孵出的小野鸡。
记忆在无可挽回地远离，正如故乡在无可挽回地远离。那储存于一片茶叶上的味觉依恋，竟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怎能不叫人嗟之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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