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普洱茶还多为边销茶和侨销茶，后因战乱茶市大都荒废，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很多人对普洱茶都不胜了解，甚至有人把普洱归为红茶，吴秋山便在《谈茶》一文中出了这样的谬误，这是情有可原的。即便是民国大家，面对普洱茶也是充满着好奇与陌生的眼神的。唐鲁孙第一次喝到普洱茶是在“藏园居士”傅增湘那里：“傅老已拿出核桃大小颜色元黑的茶焦一块，据说这是他家藏的一块普洱茶，原先有海碗大小，现在仅仅胜下一多半了。这是他先世在云南做官，一位上司送的，大概茶龄已在百岁开外。据傅沅老说，西南出产的茗茶，沱茶、普洱都能久藏，可是沱茶存过五十年就风化，只有普洱，如果不受潮气，反而可以久存，愈久愈香。等到沏好倒在杯子里，颜色紫红，艳潋可爱，闻闻并没有香味，可是喝到嘴里不涩不苦，有一股醇正的茶香，久久不散，喝了这次好茶。才知道什么是香留舌本，这算第一次喝到的好茶。”（唐鲁孙《喝茶》）
而在梁实秋眼中：“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粤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膨脝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惟一般茶馆应市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佳者不易得。处处标榜冻顶，事实上哪里有那么多冻顶？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也罢。”（梁实秋《喝茶》）梁实秋能在北京的茶馆里见到“黑不溜秋”的普洱茶，大抵与普洱茶曾为贡茶的历史脱不了干系吧！
如果说民国时期还有广泛亲近民众的普洱茶，那便是始制于1921年的下关沱茶了。沱茶自诞生起便在巴蜀地区以及藏区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最难得的是，它几乎没有断代过。唐鲁孙在《北平四川茶馆的形形色色》一文中不仅把北京和四川茶馆里的世像百态描绘得形象生动，更展示了作者眼中最亲民的普洱茶形象：“重庆和西南各地的茶馆，很少有准备香片、龙井、瓜片一类茶叶的，他们泡茶以沱茶为主。沱茶是把茶叶制成文旦大小一个的，拆下一块泡起来，因为压得确实紧，要用滚热开水，焖得透透的，才能出味。喝惯了龙井香片的人，初喝很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细细品尝，甘而厚重，别有馨逸。有若干人喝沱茶上瘾，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普洱茶是云南特产，爱喝普洱茶的人也不少，不过茶资比沱茶要稍微高一点。”
与之有相同经历的还有冯亦代，他在《品茗与饮牛》一文中也提到在重庆喝沱茶的难忘记忆：“在重庆的五年中，我是经常出没在这家茶馆的。前几天吴茵还写信来提到我们当年在茶馆里谈笑风生的情景。这里的茶与杭州的龙井或英国的利普顿茶有别，这里饮的是沱茶。每逢你吃得酒醉饭饱时，喝上几杯沱茶，的确有消去油腻的功用。但是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倒是那些伴着喝沱茶的日子，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甚至谈国事（当然是小声的耳语，因为茶馆壁上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则是又一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