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版的《俄罗斯的中国茶时代》一书里，作者伊万•索科洛夫信心满满地说：“与中国和日本的饮茶习惯不同，俄国的饮茶更接近饮茶的本质。在中国和日本，不习惯往茶里放糖和蜂蜜。而在俄罗斯几乎从接触喝茶起就开始添加蜂蜜，之后开始加糖……”
往茶里加任何东西，都会被中国茶人轻视的。但是，正如佛教未必就是印度的，茶，及其所谓的“本质”，也不一定永远属于中国。在全世界的“茶道”里，我发现自己慢慢喜欢上了俄罗斯人的方式。
俄罗斯人当然会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喝茶，也明白茶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但俄罗斯人会将“幸福”与茶快速而质朴地联系起来。与中国不一样，俄罗斯是全民喝茶。中国的茶人要么钻研极其精深的茶道（这没什么不好），要么一掷千金去品尝昂贵的“好茶”（这也还好），但大多数被消费掉的茶叶，其实是一斤五十元以内的、有农残嫌疑的绿茶，这个我就很难接受了。
茶在俄罗斯不是什么个人爱好，而是适合所有人的追求幸福的方式。
俄罗斯人喝茶，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他们一度曾用碟子喝茶。18世纪，俄罗斯乡村的人们不是把茶水倒入茶碗或茶杯，而是倒进小茶碟，用手掌平托着，然后用茶勺将蜂蜜送进嘴里含着，将嘴贴着茶碟边，带着响声一口一口地吮茶。从油画《喝茶女》中可以看到，喝茶少女的脸被茶的热气烘得红扑扑的，表情透着幸福与满足。
与其他国家一样，迅速增长的茶叶消费带动了“周边产品”的出现——面包圈、果酱、蜂蜜、蜜糖饼以及后来的糖果大量生产。顺便说一下，腌黄瓜也是俄罗斯人发明的茶点（大约在19世纪中叶）。
俄罗斯人喝茶最有特色的是“茶炊”，这个词经常见到，以前读书不求甚解，印象中似乎茶炊是跟炉子、烧水壶与茶壶都有关系。了解详情之后才恍然大悟。
这种全世界独有的茶具，让法国文人阿•德•古斯丁，一个俄罗斯和俄国生活习惯的辱骂者，这样写道：“俄罗斯人，甚至是最贫穷的俄罗斯人，家里都有茶壶和铜制的茶炊，每天早晚家人都聚在一起喝茶……乡下房舍的简陋和他们喝着的雅致而透明的饮料形成鲜明的对比。”
“鲜明的对比”不止于此，他用那恶毒的鹅毛笔继续写：
“依旧是泡菜和油脂的味道……我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在给4—5个穿着翻毛羊皮大衣的大胡子农民倒茶。桌子上摆放着发亮的铜茶炊和茶壶，这里的茶还真不错，沏泡得很地道。如果不喜欢喝纯茶，这里到处都有很好的牛奶。当这么有品相的饮料在一个很像打谷坊的杂物间送到你手里的时候（说像打谷坊我是出于礼貌），我立刻就想起了西班牙的巧克力。这只是上千种反差中的一种，让旅人每走一步都会被惊呆的反差。”
茶炊成为家中客人围绕的中心，正是它衍生出“俄罗斯式的好客”，在苦寒的冬季营造出家庭的温暖气氛。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茶炊会觉得眼熟，的确，俄罗斯人自己也认为烧炭的金属茶炊可能来源于蒙古族的火锅。但它当然不是火锅，它是家庭的核心，俄罗斯民族已赋予它一种特殊的精神性。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重读俄罗斯的经典了。
普里什文在《大自然的日历》里这样写：“此刻我在摆弄茶炊，这是我使用了三十年的一个茶炊。我亲爱的茶炊这时候烧得格外欢快，我小心地侍弄，免得它沸腾起来的时候，淌下眼泪来。”
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里觉得茶炊是活生生的人：“茶炊被烧得炽热，全身发青，颤抖着低吼道：我再沸腾一会儿，等我感到无趣，就立刻冲出窗外，把那月亮娶回家来……”
此外就更别提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小说里频频出现的茶炊了。
1996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谋求连任，但竞选对手久加诺夫的支持率让人烦恼地领先着。两人电视辩论前，远在美国的好朋友克林顿派他的竞选班子的干将为叶利钦出谋划策，让他回避政治及经济等领域话题，争取在日常生活问题上击败久加诺夫。
不久，叶利钦身穿睡衣，手持一把精致的铜茶炊在电视里出现。他一边倒茶一边谈笑风生：“茶炊是俄罗斯人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一种家庭乐趣。可是，很多人大概不会忘记，在前苏联的独裁统治下，茶炊被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情调来批判，茶炊成了违禁品；今天，俄罗斯人民都能自由自在地在家里喝茶，毫无拘束地畅谈时政，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此后民意测验中叶利钦支持率扶摇而上，果然连任总统。
俄罗斯人真爱茶，人们渴望挣钱来享受饮茶的快乐，渴望买到最好的茶叶。他们曾尝试自己种茶，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毁了他们的茶园。尽管如此，今天，几乎所有的售货亭里都可以花5-10卢布买一杯加糖但不带柠檬的热茶，花10-15卢布就可以买到加糖和柠檬的热茶。今天1元人民币可以换8卢布，俄罗斯民众工资不高，中学教师的月收入仅三千元人民币。就在我写这篇专栏的时候，八十多个城市爆发抗议活动。收入不高的抗议者与警察也许都会去售货亭买一杯热茶吧。我幻想，有茶相伴的俄罗斯人能延续叶利钦的好运。孕育过纳博科夫、布尔加科夫的民族不能停止写作。
(责任编辑：八分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