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蜀地和雅安地区的商者就与大渡河以西当时称为牦牛羌、牦牛夷等部族进行过骡马、牦牛等物交往；量少稀有还只为药用的茶叶，也是一项流通货物。从蜀地到达康定的新都桥、塔公草原和木雅藏族聚居区域等地方的道路，人们称这条最早的民间通商交往的路叫“牦牛道”或“马道”。从中原地经青海和四川甘孜州部分地区，经金沙江、过西藏那曲等地到达拉萨的藏汉政治文明古道是唐朝时唐蕃古道，从宋、元、明、清由朝廷多次大规模开通的川藏古道把茶叶更多地输进了藏区；清时，云南的普洱茶也输入藏区。宋朝时，因北方边疆战事不断，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战事和运输需要大量的马匹，宋王朝便把“茶马互市”的重点从西北转移到西南。从内地通往康藏地区交通要道就是四川的黎州（汉源）、雅州（雅安），两地便成了“茶马互市”的重要市场。
到了元朝，由于军马是自给，不需要茶马交易，官方对茶叶的控制，完全在于以税收充实财政。明朝时，北方战乱又起，朝廷迫切需要军马，以茶易马的旧制恢复，施行以茶马司的“茶引制度”，严禁私人贩运到民族地区，也严禁把茶种引过二郎山，违者会处以凌迟死刑。到了清代，边茶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乾隆年间，以茶易马的政策完全终止。“引茶制”改为“引岸制”。岸，是指茶叶的固定采购地和销售范围，口岸和路线都是按官方指定的范围。由于清朝逐渐放宽了茶叶的控制政策，从而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和藏汉茶土（土特产）交流为中心的贸易。到清朝中叶，因经营边茶而发家致富的不少，雅安、名山、荥经等县的茶商就发展到了七十多家，以边茶为中心的民族资本逐渐发展起来。康熙四十一年（1902年）清政府于打箭炉（康定）设官，监督茶叶等贸易，这时康定更加形成了藏汉贸易中心。清朝前中期位于藏汉交通要冲的康定，就必然成为汉藏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边茶业的发展走向极盛时期。那时的炉城（康定）在清史书中说是“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之八九为商贾”。
从历代王朝对边茶的政策是要“以茶治边”，用茶叶控制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实行重征茶税和茶叶官卖的垄断茶叶贸易的一整套政策是达到以茶治边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
从唐以来的“茶马互市”以及发展到后来的“茶土交流”都把内地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联系起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始于唐代的边茶业在客观上成为藏汉民族团结交往的重要纽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雅安、名山、荥经、天全、泸定等地到藏汉商贸重镇康定，从康定又分南北两线到青海玉树、昌都，经西藏芒康、察丫、江达等地，直至拉萨，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这就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运输茶叶最多，汉藏民族文化、经济往来最为重要的通道；这个大通道的起始，中段和中心段均在康巴大地腹心——甘孜州。而甘孜州又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的生态、文化格局，使川藏茶马古道纵贯、网布甘孜藏族自治州。
历史在前进，今天的甘孜州早已不是历史上茶马古道那种贫穷落后，靠人背马驮作为运力的景况。汽车已成为主要运输工具，在四通八达的公路上往来飞驰，把藏族需要的茶叶、日用品运往各地；从成都到西藏拉萨有飞机可以直达，结束了千年茶马古道的辛酸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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