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公元738年至公元902年）时期，易武就是南诏政权的“利润城”，在茶马互市以及与西藏政权的维系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南诏政权还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途中设置睑治，取名“步日睑”，下辖澜沧江内大片地方，包括易武在内的六大茶山。当时的交通路线不得而知，因为确切记载的路线，要到清朝才可考。
从现有资料看来，茶马古道正是起于南诏时期。六大茶山产的茶特有的消食去腻功效，获得藏区民众的喜爱，自此，该茶在以肉类与乳制品为主食的民族中站住脚跟，之后被运送到青海、甘肃、蒙古一带。藏民们为了得到好的茶叶，翻越雪山，漂流金沙江，跋涉丛林，行程数千里，以他们的马匹、乳制品、藏药等前来换取普洱茶。贸易是双向的，道路也是一段一段走出来的，就这样，在贸易的推动下，茶马古道路线趋于相对固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茶马贸易也变得越来越规范。
宋时，大理国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其时多种政权并立，在贸易中大家各取所需，茶换马，马换锦缎，各民族的交流通过茶而变得更加频繁。元代将“步日”为“普日”，当地产的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而在蒙古一带，茶砖成为了商品流通中的法定货币，和其他茶类一道还经蒙古进入到俄罗斯。茶叶贸易让中间商契丹人的名字变成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称呼，与瓷器、丝绸一样，茶叶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并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三大贸易品之一。
明代“普日”改称为“普耳”和“普洱”，自此这一称谓固定下来。清代设置普洱府，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此后，有了“大清盛普洱”之说。乾隆年间，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解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在清代，云南的铜矿、盐矿继茶后，再次变成暴利产业，许多外省人前来投资开矿。产业间的相互拉动是惊人的，铜、盐的急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集市。一转眼，“蛮民杂居，以茶为市……衣食仰给茶山……夷汉杂居，男女交易，士农乐业，盐茶通商”，好一片繁荣的景象。
李拂一(公元1901年至公元2010年)所著《镇越县新志稿》载：“清道光同治间，易武产茶额七万担，光绪三十年间，因战乱易武区茶产额减为二万担。”但这依旧掩盖不了易武的光芒，清代易武的同庆号、福元昌号、宋聘号、同昌号等品牌，现在已经成为普洱茶界最富传奇色彩的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