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茶是中国古代专门进贡皇室供帝王及皇族大臣享用的茶叶，贡茶制度是历代皇朝强加给茶农百姓的一种沉重负担和枷锁。然而，又由于对贡茶品质的苛刻和求新的欲望，迫使历代贡茶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因而促进了制茶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因此，很多贡茶品目沿袭至今，也是中国茶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晋朝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周武王时已有贡茶出现，但真正作为一种制度的贡茶应在唐代才开始形成。
一、唐代贡茶
明代顾元庆所著的《茶谱》引述：“隋（公元580-618年）文帝病脑痛，僧人告以煮茗作药，服之果效。”说的是隋炀帝在江都（现扬州）生病，浙江天台山智藏和尚，为了向这位帝王讨宠，曾携带着天台山寺庙自产的茶叶给他治病，得茶而治之后，推动了社会饮茶的兴起。
到了唐代开元中期（公元713-740年），泰山灵岩寺僧人们坐禅，昼夜不眠，皆以饮茶为食为乐。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很多文学家、诗人，饮茶作诗，以示风雅。因此，唐代贡茶的兴起，与当时社会饮茶风俗的普及，帝王将相及文人雅士经常举行茶宴、茶会等有关。
唐之初，朝廷征收各地名茶以作贡茶。由于质量和数量不能满足宫廷之需，于是朝廷官营督造专门生产贡茶的贡茶院就产生了。唐代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长兴和常州义兴（现宜兴）交界的顾渚山，每年役工数万人，采制贡茶“顾渚紫笋”。据《长兴县志》载，顾渚贡茶院建于唐代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至明代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历时605年。唐代吴兴太守张文规的《湖州焙贡新茶》、诗人袁高的《焙贡顾渚茶》等对帝王的品茶之乐、茶工的艰辛劳动都有详尽的描述。
除此之外，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贡茶有十六处，几乎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可知数量之大。
唐代的贡茶品目，据在唐宪宗元和时期（公元806-820年）做翰林学士的李肇所写的《国史补》记载，共有十六种，除“顾渚紫笋”外，较著名的有“蒙顶石花”、“碧涧明月”、“方山露芽”、“西山白露”、“霍山黄芽”、“神泉小团”等等，都是当时的名茶。
唐代贡茶绝大部分都是蒸青团饼茶，有方有圆、有大有小。其采制方法，在陆羽《茶经·三之造》中有详细的记载。
二、宋代贡茶
到了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尚有《大观茶论》的专篇论文布之于天下，故贡茶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宋代贡茶除保留唐代贡茶的基地外，又在福建建安（今建瓯县）设立建溪、凤凰山（史称北苑贡茶）两贡茶院。
在丁谓、蔡襄相继任福建转运使时，分别创制了龙凤团饼茶和小龙凤茶，深得帝王及大臣们的喜爱，一时茶价昂贵，一斤这样的茶值黄金二两。宋徽宗时又有四、五十种新的贡茶品种问世，如“银丝水芽”、“龙团胜雪”等等非常有名。
宋代贡茶的采制工艺更为复杂和精致，从采茶到拣茶、蒸茶、榨茶、研茶、压模（即造茶）、焙茶，都有明确的质量要求。
宋代贡茶，以建安北苑贡茶为主，每年制造贡茶数万斤。除福建外，在江西、四川、江苏等省都有御茶园和贡焙。江西赣州后因群众反对而废止。
三、元、明、清贡茶
元代继续保留着宋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御茶园和官焙（制茶工场），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
明代贡茶产地比宋代略广，且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但明代贡茶与宋代最大的不同是，蒸青团饼茶越来越少，而随着炒青芽茶的出现，开始改贡芽茶（即散茶）。芽茶品质优于团饼茶，故至明代中期，芽茶作为贡茶已成主流。
清代贡茶产地进一步扩大，江南、江北著名产茶地区都有贡茶，有些贡茶名还是皇帝亲自指封的，如清康熙帝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南巡江苏太湖，巡抚献上洞庭东西两山当地产的名叫“吓杀人香”的茶叶时，康熙帝以其名之不雅，即根据其茶的形状赐名为“碧螺春”，从此，“碧螺春”茶名扬天下，成为最重要的贡茶之一。
其他如徽州名茶“老竹铺大方”，乾隆皇帝即赐以“大方茶”之名。浙江杭州西湖狮峰龙井村至今还保留着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微服私访时所封的十八棵御茶树，故龙井茶在此之后名誉天下。
元、明、清三代贡茶的采制方法和贡茶品目，历经700多年的变革，有很大的差异性。元代仍以蒸青团饼茶为主，明代开始改贡芽茶，炒青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采摘细嫩芽茶，炒制成形态各异的茶叶。这是蒸青茶、烘青茶、炒青茶并存。至清代，在明朝贡茶的基础上有了扩大，以烘青茶与炒青茶为主，制工更为精细，外形千姿百态，同时创制了乌龙茶、红茶、黑茶、花茶等，广大茶区形成了多种茶类的贡茶。
历代贡茶给茶区老百姓造成了许多困难与负担，加重了老百姓的苦难。但贡茶同时使中国的茶叶采制技术、工艺水平、文化内涵大大提高，因此，贡茶的研究有其相当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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