榷，本义为独木桥，引申为专利、专卖、垄断。《史记·王宗世家》：“韦昭曰……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垄断”一词最早是亚圣盂何（约前372～前289）在《盂子》中提出来的（《孟子·公孙丑下》凡十四章）。在第十章中，盂子对垄断的解释：“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夫马，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贱夫始矣。”这里孟子所指的垄断，是指小商贩在市场上的小投机活动，与现在使用的垄断这个词有所区别。孟子甚至把封建统治集团中成员长期处于富贵地位的特权称为“私垄断。”而管仲、桑弘羊等着名政治家、经济思想家则从理论上对禁榷制度进行详细的阐述并竭力推行禁榷制度，收到了他们所理想的效果。 管仲（？～前645年）是古代最著名的政治家、经济思想家、唯物主义者，著有《管子》一书，该书约有三分之一是专谈经济问题的。管仲曾相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他强调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政治伦理观点的基础，“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他的名言。他认为，“德”、“义”、“礼”都赋予一定的经济内容，他的财政思想是主张封建国家独揽大宗物资的生产经营权，以攫取利润，增加国家经济收入，有利于缩小强制性的租税，以免激起人民反抗。因此，他主张把盐、铁、鱼（当时齐国的重要行业）由国家专卖。
桑弘羊（前152～前80年），领大司农，主张重农抑商，打击官商大贾势。他掌管汉武帝中央财政近40年，在“民下加赋”的原则下，很成功地解决了封建王朝十分沉重的财政困难，他的财政政策，被后世视为足资效法的典范。
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吸收和发展了《管子》的经济思想。他冲破儒家“子罕言利”的禁区，认为重农是对的，但不经营商业是不能富国的，因此，他是商业的辩护人。担必须着重指出，他的重商理论，是设想通过统一和加强中央财政，以巩固封建政权，而不是直接为商人阶级利益服务的。他主张限制商业资本，认为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建本（农）抑未（商）”。他的经济政策是干涉主义，主张山泽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宜私营，而国家可以将这笔收入用于“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厨田”，发展农业生产，而又不致于加重农民负担。
桑弘羊还主张促进对外贸易，他说，“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其目的，第一是想通过对外贸易来控制外国，第二才是商品交换，即以国内富余的商品去换回本国稀有的商品。
桑弘羊的财政政策，在不增加商人和农民税斌的情况下，实现了国库富裕的目的。
以往在研究榷茶、贡茶时，多侧重罗列史实或就事论事，或局限于批判其掠夺性的一面。笔者认为，应该从理论上认识事物的本质，采取求实的态度，把问题研究得更深更透，从而克服主观片面观点，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镜，古为今用。
我国几千年的产茶历史，名扬海外。但在古代，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到了唐代，始得到迅猛发展。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大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理论和策略，指引唐代一个多世纪民富国强，虽然经历了七八年安史之乱，继而又出现“中兴”对期。政治上的稳定，促进了经济上的繁荣，也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在唐代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懦释道三教在斗争中“和平共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而三教都嗜茶颂茶。士大夫阶层的闲逸生活以茶养性，以茶育德。丈人茶道、僧侣茶道、宫廷茶道、民间茶道各显其能，互相辉映。因此，在唐王朝开发南方政策的推动下，茶叶种植业蓬勃发展，为我国茶叶产地的区域化、专业化奠定了基础，出现了以盈利为目的的寺院、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的商品化在农产品中占绝对优势。
茶叶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茶叶商业的繁荣。江南出现了很多大的茶商，北方出现了茶栈茶肆。有的商人缺少资本而又求财心切，竟见利忘义，挺而走险，抢劫他人财物，入山贩茶，把南方的茶叶运到北方。贩运茶叶可获得厚利，茶叶贸易兴旺发达。
盛唐之后，由于政治动荡，直接管辖区缩小，税源锐减，而且藩镇割据，截留中央财税，因此，国库财源日益枯竭。
唐王朝看到茶叶生产大发展了，物资丰富了，商人业茶可以致富，而国家又出现了财政危机，因而效法禁榷制度。宰相赵赞建议税天下茶，十取其一。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张滂创立税茶法，形成定制。“（太和九年十月乙亥），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自涯始也。”到武宗时期“禁民私卖”，榷茶形成制度。
唐代榷茶的目的，最主要是增加国库收入，晚唐”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四川茶利足以弥补唐王朝巨大军费开支。第二，榷茶为了茶马互市，回屹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第三，榷茶为了抑商，禁榷制度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往。
禁榷制度的理论在西汉建立起来之后，即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赞赏并竭力推行。榷茶制度在唐代形成之后，即为历代相沿袭，直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代中叶才告消失。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积贫积弱”封建王朝，与契丹（辽）、西夏（党项）、女贞（金）烽火不息，财政困难、战马短缺是两大难题，“困扰着皇室宫廷，故入宋以后，倍加重视榷茶制度。
宋代是我国茶叶生产飞跃发展时期，茶的种植面积和区域有所扩大，产量大有增加，测算有5300多万斤，较唐代增长2倍多。茶已成为南宁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物。
据《宋会要·兵》记载，买马经费的来源是“布、帛、茶、他物充其值”，茶课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高宗未年国家财政收入为5940余万贯，茶利占6.4％；孝宗时为6530余万贯，茶利占12％，由此可见茶课之丰厚。而由于“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茶成了博马的必需物资。茶的政治属性已远远超过商品属性，故入宋后皇帝、大臣、经济学家都直接参与茶法的制定和修订，而且争论非常激烈，变更也很频繁，使茶法日臻完善。
北宋建都开封，受契丹、西夏军事威胁，而国家财政主要依靠东南。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开始禁榷东南各省茶叶，于汴京、建安、汉阳等地置榷货务，后调整为六个，“令商人人金帛京师，执引诣沿江给茶”，“令民折茶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下送官及私藏者，、没入之”，并禁园户（茶农）“毁败茶树”和卖“伪茶”，官吏私贩者同罪。另外，又在淮南设立十三场，在其管辖内的园户隶属于山场，山场是征收茶租、收购茶叶和贩卖茶叶的场所。这样，形成了“天下茶皆禁，唯川峡两广听民自卖，禁其出境”的局面。尔后，于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驰禁，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复禁。
神宗即位，有所振作，力图富国强兵，采纳了王韶招抚蕃族，进图西夏的建议，要在与四川接壤的熙河打仗，需要军响，这就不可能舍近求远（东南），故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四川成都府设立市马务，川茶官榷，卖茶博马，历史上的“茶马法”即从这一年开始。川茶禁榷后就一直没有驰禁，造成嘉祐四年后“天下茶法既通商，而两川独行禁榷”的局面。
宋代茶法，虽然作过多次改变，但概括起来，不外交引榷茶和贻射通商两种办法流行行使，在两宋期间极其复杂、曲折。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因限于篇幅，不作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