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讲求“顿悟”，即人的灵感思维。品茶，是人的感官体验。从感性的了解，达到创造、创新，经历的是人生跋涉和理念上的参禅。西山僧援禅品茶三味至言一语道破“僧言灵味宜幽寂”。既然如此，那么“茶佛一味”的表现形式—茶道艺术，就显得非同寻常了。
在茶道体系中，人们不仅讲究茶树种植与茶叶加工的连续和整体性，而且更追求饮茶过程中的艺术性与趣味性。
陆羽《茶经•四之器•五之煮》详细记叙了当时的烹饮方法：“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煮水之节，然近世溣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难以侯视，则当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节。又陆氏之法，以末就茶，故以第二沸为合量下末，若以今汤就茶瓯溣之，则当用二沸三之际为合量，乃为声辨之……然溣茶之法，汤欲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若声如松风涧水而速溣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一沸时，茶味未出，三沸时，茶内含物一齐浸入，不宜饮用。只有煮到二沸时，出水一瓢，用竹筷环激汤心，稍顷腾沸溅沫，倒入所出止之。这样，就使茶叶发育出精华。卢同《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反扣柴门，家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茶吃，这种平易淡泊的外观，在茶癖的眼里，也算得上是一种极美好的享受。茶叶分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四种花色。粗茶要先击细，散茶则先干煎，末茶要先炙焙，饼茶要先捣碎，然后放人瓶中，注人开水烹煮。倒注茶汤，速度要以不快不慢为宜，缓慢断续则浓度不匀，快注直泻则浓度不够。
同一品种的滋味也会因燃料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以粪火，竹条树梢煮茶，茶汤有烟味，用虚炭烧茶，火候不佳，茶汤色鲜而味不佳，使用净炭火最好。
茶汤的制作方法是调和鼎鼐。它的原料可以是一种或多种，它的燃料可以是一样或多样，它的步骤可以是一步或多步，最终是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
这一切讲究的是分寸，一切以茶的色、香、味的美好，谐调为度，度之内的千变万化就决定了唐代茶道具有宏观、模糊、不可捉摸的特点。
茶道对煮茶用水要求很严。不同的水源，所含成份不同，势必影响烹茶的汤色、滋味及香气的发挥。陆羽《茶经•五之煮》上讲：“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孔泉石池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世，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蓄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毒，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远者，井水取汲多者”，山中汩汩清泉潺潺细流是经过深厚的地层过滤，日光曝晒，含有新鲜空气的活水；江水中混有较多的杂质，比山水差；井水不易见天日，性阴冷，又不易接触，流通空气，水中杂质不能氧化，故水质最差。唐人张又新在《煎茶水记》中记载，代宗年间湖州刺史李季卿请陆羽辨别南零水，陆羽以勺扬之，立刻指出这是近岸的水与南零水的掺和，李季卿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原来是取水士兵不慎将水洒落，又用近水盛满容器。这充分说明唐代人对影响茶汤的水源和水质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和研究。
饮茶，每炉烧水一升，酌分五碗。最少三碗，最多五碗。如果人多，要十碗，就分两炉。根据对西安地区出土的唐代瓷碗、银碗实物容积计算，一般唐碗的容量不超过三百毫升。如果把煮茶过程中蒸发掉的水分不计在内，那么唐代一炉茶水最多盛满三碗。茶汤要趁热连饮，冷饮则香味散失。
茶汤的色味香也因盛器不同而异。苏廙在《六十汤品》中指出，金银贵重，不能广用；石器有奇异气味；铜铁铅锡腥苦且涩；瓦器有土味；磁瓶为佳；品色尤宜。唐代茶道用具包括全套碾茶、泡茶、饮茶用具，同时还有收藏具的小橱子，可以携带，以便与人斗茶。斗茶，可以说是茶商招徕顾客的一种竞争手段，它以品茶为主要方式，茶商边吆喝边营生，有时甚至敲打注子。这些自然对茶业买卖不会有什么便利，但却增加了劳动者的工作趣味，唐代茶道的随意性也才表现得更完整。
李德裕《忆茗芽》：“松花飘鼎泛，兰气人瓯轻”。这个“瓯”便是茶瓶，又叫汤瓶，它里面盛的是用来“点茶”的开水。所谓“点茶”，是先将茶末撮入茶盏，然后用装着开水的有嘴的茶瓶向盏中注水，边注边用茶筅在盏中环回击拂。其操作过程叫“点茶”。目前能够直接确认的唐代茶瓶是在西安出土的唐文宗太和三年王明哲墓中的茶瓶，其底部墨书“老寻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此器腹部圆鼓、盘口，肩上出短流，施墨绿色釉，基本上符合《十六汤品》对茶瓶的要求。茶瓶的出土，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唐元和年间茶瓶已经被广泛使用，其铭文证实，元和年间可能出现统一的茶道组织—茶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载，李训事败，王涯在永昌坊茶肆为禁兵所擒(永昌坊位于东宫东侧)。可见都市茶店茶铺比比皆是。其二，瓶壶之类盛器首先运用到饮茶业，也就是说“注子”是随着饮茶业的发展而产生的。
茶碗，是民间最通用的茶具，它主要是坚硬半透明的青釉瓷器。唐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足的，习惯上称之为高足杯；另一类是圈足，壁状足或圆饼状实足的各种直壁弧壁或折壁之碗。这两类杯、碗在古文献中都称之为盏。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不仅有青釉、白釉碗，而且还有金银碗和三彩碗。
茶托子，据《资暇集》载：“茶托子，始建中(唐德宗)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托无衬病其热指，取碟子承之，既吸而杯倾，乃以蜡环碟之央，其杯遂定……。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唐代使用茶托子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
唐代讲究茶文化，于是饮茶风尚有力地刺激了瓷器的生产、促进了对茶器的品评，为茶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
唐代茶用瓷器共分三类：白釉瓷、青釉瓷和秘色瓷。李肇(唐国史补》载：“内邱白瓷哑，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之”。杜甫在《乞碗诗》中对白釉瓷大加赞许：“大邑浇瓷轻且坚，扣扣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青釉瓷，主要生产地为越州、鼎州、骛州、岳州、寿州、洪州和长沙、铜川、邓州、潮州、福建同安、浙江温州和江西景德镇。起初，饮茶者多用白瓷，后来青瓷居上，颇受玩茶者青睐。顾况《茶赋》形容“越泥似玉之瓯，”；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州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秸中散斗遗杯，”。
茶圣陆羽曾将当时各地窑产青、白瓷茶器，通过盛茶作了比较：“碗，越州上，鼎州次，骛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盛装绿茶以青器为贵，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对茶器之好、茶色之美，因人而异。一般来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越州瓷青，茶色碧。
秘色瓷，唐代瓷器中的奇葩。由于其制作工艺不易掌握，茶水色泽在秘色瓷器内变化莫测，加之密宗“密”与“秘”同音，从而导致秘色瓷更具神秘感。
总之，上乘瓷器，如果使用得当，要么可以益茶，要么可以拂试佛之灵境。
